依据表3.1所示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rcGIS 10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按五等分法进行聚类，得出各时期研究区的生态脆弱性分布（彩图4）。
人为因素的驱动作用使得景观格局发生变化，同时在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胁迫下，不同景观类型呈现不同程度的生态脆弱性。从彩图4可以看出，随着景观格局的变化，研究区的生态脆弱性逐渐加大，整体而言：1987年和1992年两时期生态脆弱性以“很低”“低”为主，“很高”“高”的范围相对较小；1997年和2002年两时期研究区生态脆弱性“很低”或“低”的区域逐渐向“中”“高”转化；2007年和2013年两时期，整个研究区生态脆弱性以“很高”“高”“中”等为主，生态脆弱性剧增。
究其原因，上述结果首先是一系列自然因素的耦合影响：研究区南北两侧为我国两条主要河流——长江与黄河，两条河流从中上游携带大量泥沙入海，导致研究区逐渐成为独特、典型的淤泥质潮滩；互花米草在潮间带定植，进一步促进了泥沙淤积，湿地自然演替加速；由于原有潮滩高程增加，研究区水动力条件发生变化，新的光滩生成并持续向海扩展；海水上溯能力减弱，使得近陆一侧盐蒿（包括碱蓬和盐地碱蓬两种）、芦苇湿地淹水时间减少，土壤盐分及其他营养成分随之变化，对环境胁迫具有不同耐受能力的植被出现在各自所能适应的生态位，导致景观格局及生态脆弱性因之变化。(www.xing528.com)
近年来，研究区水域面积尤其是内陆养殖水域面积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人类干扰进一步加剧了景观破碎化，从而阻碍了斑块之间的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景观功能随之变化，因此生态脆弱性呈“高-低”或“低-高”集聚状态，空间异质性加强。为了便于与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基于同样方法计算各景观类型每个像元的生态脆弱性指数的平均值，得出2010年研究区5种景观类型的生态脆弱性指数，结果如表3.2所示。
表3.2 研究区典型景观的生态脆弱性指数（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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