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重心转移

林毅夫（1995，2007）认为，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是随着现实中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经济学的学术中心将转移到中国。^[13]但是他没有探讨学术中心转移之后，经济研究的重心又会如何改变？重心的改变将决定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而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必须首先从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考察经济研究重心的变化。

我们认为，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因此现实的变化推动了理论的变化。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当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所产生的。与之对应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方面也发生改变。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市场经济做出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制度环境（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环境）、“人—人”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生产方式）与“物—物”关系（技术应用）。经济学主要对后三者有系统研究，但后三者形成于前者的基础之上。历史学派试图将制度环境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但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后三者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环境变化，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20世纪之前，学术中心在欧洲，经济研究没有脱离这四个方面，并且以前两个方面为重心。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的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经济研究的重心转变，越来越侧重“人—物”和“物—物”关系，而忽视制度环境和“人—人”关系。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学术中心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研究重心，欧美社会现实环境的不同导致了经济研究重心的改变。20世纪之前的欧洲社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当时的经济学家们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问题。而20世纪的美国则有着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因此，这里的经济学家不需要关注制度环境^[14]。当美国引领电力及内燃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欧洲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衰落。现实中美国经济的模范作用，使得经济学的主流也逐渐美国化。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作是美国时代的经济学，但边际分析的适用范围是“人—物”和“物—物”关系，对“人—人”关系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并不适用。因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关注的范围缩小为“人—物”和“物—物”关系，其他则被划为非主流的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将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由此迎来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分离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微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人—人”关系，但其构建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失业率”三角指标体系，却使它成为一种解决“人—人”关系问题的工具性理论。因此，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这三个指标体系为其利益辩护，经济学因而保住了它显学的地位。但边际主义仍然当道，新古典综合派又将边际分析变为主流，而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都没有脱离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www.xing528.com)

然而20世纪后期开始，现实经济却向着“人—人”关系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方式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单纯的物质生产虽然产出不断增加，但是价值却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不断减少。而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这些部门的价值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的领域，其适用性就非常有争议。因此，经济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转向“人—人”关系及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但是边际分析是否适合“人—人”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研究，或者说是否有比它更适合的分析工具，比如博弈理论、人类行为理论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第一次转移，从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到西岸的美国，经济研究的重心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也随之从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方面转向物质和技术方面。而未来（或当前已开始），经济学学术中心将面临第二次转移，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向西岸的中国，并且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而中国本身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这一现实环境必将推动经济研究重心实现真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