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近代经济学史上，最早系统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使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是使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增加的途径。另一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资本来自储蓄，储蓄者主要是资本家。以后的新古典学派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资源配置，这一时期，熊彼特关于创新与企业家重要性的论述，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但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增长理论的中心是生产能力的长期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我们可以把战后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探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途径;第二个时期是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之后，这一时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极限，即经济能不能无限增长与应不应该无限增长的问题。此外，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关于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经济增长理论的迅速发展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经济学家建立了许多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广泛探讨了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有些经济学家，例如，由于建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而在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断言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相当完善，以后不会有什么突破了，这样，6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进入停滞时期。到8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在两点上:第一，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是有区别的。前者以发达国家为对象，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为中心，称为增长经济学;后者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以从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为中心，称为发展经济学，这种区别的产生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不同。在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即凯恩斯主义占主流，但在现实中，发展经济学并没有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功，无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改革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问题，这样，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困境，逐步与增长问题融合。同时，国家干预所引起的问题，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于是，新古典学派的传统在增长问题研究中成为主流。第二，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因素的内在化。在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被作为一种外在因素或自变量，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作为一种剩余，即在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与资本所做出的贡献，剩余的部分就是技术进步的贡献。尽管所有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首要作用，但并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模型的一个内生变量。80年代之后，一批青年经济学家，例如美国的罗默尔(Romar)等人，建立了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变量的新经济模型，说明了技术因素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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