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宝石珊瑚发展可远溯于大禹时期，尤其是到了清朝更为鼎盛，琥珀、珍珠、珊瑚可说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大有机宝石，其价值可与软玉、琉璃、翡翠同位列于国粹。宝石珊瑚除了象征政治地位外，在宗教界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在中医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因为近代疏于研究与推广，致使固有传统文化为他人所承继，以至许多国人对它感到陌生，尤其在分类与鉴别领域，常无法清楚说明何者是宝石珊瑚、何者是造礁珊瑚，导致与国际保育类珊瑚混为一谈。现在就让我们借由历史文献的回顾，来证明谁才是亚洲宝石珊瑚的领航者，盼能因此唤起大家为延续中华文化之精髓而努力的决心。
据说当时因大禹治水有功，河伯曾呈上3件宝物献给大禹，其中一件便是两株宝石珊瑚，大禹则将两株宝石珊瑚供于舜帝庙堂两侧，以感念知遇之恩。
我国宝石珊瑚的全面发展，则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了丝路，同时也因此开辟了珊瑚之路。汉代《西京杂记》卷一对红珊瑚有这样的描述：“积草池中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所以当时珊瑚又称“烽火树”。
珊瑚外形如同烽火树
到了唐宋时期，更有许多诗人以珊瑚为题，吟诵诗词，如唐朝诗人韦应物在诗句中提到：“绛树无花叶，非石亦非琼。世人何处得，蓬莱石上生。”这便是宝石珊瑚珍贵难得的写照。
到了明朝时期却又把珊瑚称为“琅玕”，而且明确地记载并归类在玉石之中。
中国许多医疗书籍如《唐本草》《海药本草》《日华本草》《本草纲目》等针对珊瑚都有明确的记载。珊瑚以中药入药可治疗眼翳（眼结膜增生赘肉）、消宿血、抑止鼻出血、明目镇心、止惊痫、去除眼中飞丝、止呕吐、止泻、止血、治腰痛和小儿惊风、清热解毒、化痰止咳、排汗利尿、可预防经痛等妇女生理病等。国外最新研究认为珊瑚可用来接骨，入药可治溃疡、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
《本草纲目》和李时珍
在清朝则不论皇室贵族或是文武百官，对珊瑚的使用都有许多规定，例如：皇帝忌日，皇室家族必须佩挂珊瑚朝珠。后妃领饰、朝珠及冬朝冠上均不得缺少珊瑚饰品。在官吏部分，珊瑚则是二品官员的“顶戴”。
清朝康熙皇帝像
清朝二品官员顶戴——珊瑚珠
公元1879年清朝时期通判陈廷宪在《澎湖杂咏·其八》中记：“终古无人见郁，不材榕树亦惊风。只除铁网中间觅，倒有珊瑚七尺红（外堑海中有珊瑚树，红毛曾百计采取，鲸鱼守之，不得下）。”据此可知，早在清朝时期澎湖已发现珊瑚的产区，但碍于捕捞技术不足，使得此发现对珊瑚捕捞并无实质效应。(www.xing528.com)
公元1923年，当时居住在台湾基隆和平岛的日籍渔民山本秋太郎，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船钓捕鱼时，无意钩起一株宝石珊瑚，从此奠定了日后太平洋宝石珊瑚产区取代地中海宝石珊瑚产区的重要里程碑。
公元1934年澎湖将军澳渔民俞狗在南浅附近海域从事鲷延绳钓作业时，钩起一株珊瑚，此后又在望安近海连续发现珊瑚渔场，于是日本人便在马公港成立“澎湖厅珊瑚采取组合”，在1935年正式允许20艘珊瑚渔船至澎湖开采珊瑚。澎湖在台湾珊瑚捕捞史上可算是先驱，直至1988年以前澎湖珊瑚捕获量为世界第一，马公港更成为全球最大的珊瑚交易港，外国人称之为“Coral Port”。
1.日据时代的澎湖马公港
2.现今的澎湖马公港
3.早期赴中途岛采集宝石珊瑚的金大华号（照片由蔡家兴先生提供）
4.赴中途岛采集的兴大华号将所采到的宝石珊瑚搬移至转运船（照片由蔡家兴先生提供）
宜兰南方澳港区
张德川船长早期捕获的桃红珊瑚（张德川船长提供）
南方澳的小巷中隐藏着许多珊瑚加工高手
日据时期的台湾，大量的珊瑚被日本人搜刮殆尽。台湾收复后，日本人仍时常前往台湾捕捞宝石珊瑚，此时台湾渔民惊觉到自己的宝藏被日本人无度地夺走，便开始积极投入宝石珊瑚产业，直到1964年台湾宝石珊瑚相关产业人士决心发展属于自己的捕捞及加工技术。珊瑚产业先驱宜兰南方澳渔民黄春生，远赴日本了解国际珊瑚市场，返台后便决心加入捕捞珊瑚的行列，首航一举获得佳绩，之后更无私地带着其他珊瑚船一起前往捕捞，因为捕获量之大，掀起台湾新的一波捕捞宝石珊瑚的热潮，并带动了南方澳的宝石珊瑚产业。数年间南方澳聚集了各地前来的船只，努力探勘新渔场，巅峰时期达400多艘以上，捕捞范围遍布之广，乃世界首屈一指，北至小笠原群岛，东至中途岛与夏威夷群岛，南至香港以西至东沙群岛，并吸引了许多中盘商进驻南方澳，至此台湾宝石珊瑚的主要交易中心便从澎湖转移到南方澳了。到了1984年历经20年的研究发展之后，台湾宝石珊瑚的年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而在工艺方面，因不断地培养设计人才与研究创新雕刻技术、抛光（洗亮）工法，进一步取代了意大利、日本的集散中心与加工重镇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宝石珊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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