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苧干渎湮塞之原因，除了自然环境的变迁之外，无外乎二：一是唐宋以来的围湖造田之风，二是水利形势的变化。
自唐宋以来，随着移民南迁与区域开发力度的加强，江南地区的围湖造田之风日盛，许多湖泊、塘陂被围垦，夹苧干渎及其附近的河湖亦不能幸免，即使历代屡有兴修之议，也多为既得利益之豪民所阻。早在单锷之时，夹苧干渎已经淤塞，依单锷的记载，“累有知利便者献议朝廷，欲依古开通，北入运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长塘湖两首各开三分之二焉。彼田户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开凿己田，阴构胥吏，皆柅而不行。元丰之间，金坛长官奏请乞开，朝廷又降指挥，委江东及两浙两路监司相度，及近县官员相视，又为彼豪民计构不行”[66]。反映了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后来又有人多次提议开通夹苧干渎，均无果而终，如明代弘治年间，“水利佥事伍性，议开夹苧干通流，以杀荆溪上流诸水，则震泽必无涨溢之患，而三州民田必甚利，议不果行”[67]。以后又有“县尹谷继宗者，相与通议，以为一劳永逸之计”。结果同样是“良法美意寝而不行”。茅山山地的近坡洼地在明代中期之前较少开发，至明代中期开始采取圈围筑堤、建闸控制的办法进行治理，有名的建昌圩正是在这一时期兴筑的。因此，伍馀福言道：“惜乎自宋以来，（夹苧干渎）一夺于滆湖之田户，再夺于两浙之豪民。”使得这一地区最终“皆为桑麻之区”[68]；清代瞿源洙也说：“（夹苧干渎）宋时已淤塞，至明嘉靖时悉为平陆矣。”这些论述都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也正是由于夹苧干渎较早淤塞，直接导致了后世难寻其迹，连县志中都难觅其踪，“邑乘无由考据，故今之县志竟遗落不载，诸渎中无夹苧之名”[69]。
这一地区的围湖造田现象非常严重，除了夹苧干渎湮塞外，附近著名的湖泊洮湖、滆湖也被围垦去相当大一部分。洮、滆湖是太湖流域西北部最大的两个湖泊，在古代与太湖等大湖泊并称为五湖。根据记载，洮湖最大时周120里，南北长约70千米，东西之间最狭处仅3～4千米，故又称长塘湖（或称长荡湖），分属金坛、溧阳两县。唐宋以来，其湖滩地不断被围垦，面积也显著缩小。民国初年的调查显示，洮湖南北长20千米，东西宽10.3千米。而围垦进程至今仍在继续，新中国成立初，金坛县属洮湖水面积约134252亩，后因围垦，到1984年，其面积已经缩减为122887亩。[70]滆湖的情况与之类似，古籍记载“南北百里，东西三十余里”。面积仅次于太湖，分属武进、宜兴两县，与洮湖距离很近，被围垦的趋势也大致相同。1960—1982年，宜兴县围湖造田建圩8.67万亩，其中滆湖就围垦了62685亩（少数改为鱼池，绝大部分垦殖为农田）。[71]同一时期，武进所属的滆湖湖面缩减了10万亩左右。[72]围垦虽然增加了耕作面积，但大大降低了湖泊的调蓄能力。在这种大的形势背景下，夹苧干渎的湮塞也就不足为奇了。(www.xing528.com)
从整个太湖的水利形势来看，随着上、下游水利形势的变化，夹苧干渎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夹苧干渎的水利功能是汇集茅山东麓山地径流、分流荆溪，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荆溪水利形势变化的影响。单锷曾说，若修复五堰，则上游入荆溪之水，“比之未复，十须杀其五六耳”[73]。而荆溪来水流量减少，夹苧干渎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明永乐以前，五堰时建时废，胥溪来水的压力一直存在；明永乐年间太湖下游苏松地区水患严重，为减轻太湖流域的洪水压力，改闸为坝，“而坝犹低薄，水间漏泄，舟行犹能越之”[74]。同时“五堰之侧山水东下”的排泄出路仍是需考虑的重要问题，明宣德中周忱修筑芙蓉圩也是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才获得成功的，“修筑溧阳东坝以捍上水，开黄田诸港以泄下水”[75]。因此在当时，保留夹苧干渎的排水功能仍是水利上的需要，因此不断有人提议修复该河。迨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彻底筑成上、下两坝，使胥溪西来之水无涓滴可越之而东；而茅山来水亦为丹金漕河等水利工程所分流，宜兴一带的水利压力大大减轻，早已经成为“桑麻之区”的夹苧干渎从此更为世人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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