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戏的生长沃土形成

明代，伴随元杂剧的南渡，文人对于戏曲的关注点也随之南移。但这并不表明明代北方的戏曲就此终结。恰恰相反，由于之前音乐文化的长期积淀，和由此带来的宋杂剧、元杂剧以及各种民间音乐的蓬勃发展，明代中原地区的戏曲拥有坚实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因此，以宋词元曲的传统词牌和曲牌，作为它们俗化产物的曲子以及明代不断涌现且异常兴盛的民歌俗曲为基本组成元素，以日渐成熟的曲牌连缀体为结构形式，共同催生了弦索腔这一在明代产生与发展、在清代异常繁盛以致影响清代诸多剧种形成的戏曲声腔系统。这一声腔在中原地区流布、繁衍，进而生成各具特色的地方剧种，其中就包括锣戏。作为一种根植于传统并以人民大众为受众的戏曲品种，锣戏较少进入文人的视野，也较少见诸他们的笔端。即使偶尔有幸得到他们的关注和记述，主要包含的也是文人和统治者对其原始风貌的鄙视与诋毁。因此，目前发现的锣戏史料非常有限。笔者将这些材料汇集，并从中剖析锣戏的生成时间和发展状况。

历史记载，明代统治者曾先后在各地大量封王。封在河南的就有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彰德赵王、怀庆郑王、卫辉潞王、洛阳福王。为消除各藩王的争雄之志，朱元璋分别赐给藩王乐户、伶人、曲本。李开先曾在其《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中写道：“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赐之。”这就为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音乐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锣戏重要的流布地区不仅包含赵王的封地——豫北彰德府、潞王的封地——豫北卫辉府，也包含周宪王的封地——豫中开封府，以及唐王的封地——豫南南阳府。从现存的三十多部杂剧作品来看，以周宪王为代表的藩王对于戏曲是极其喜爱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元代杂剧的既有传统，另一方面又借鉴与运用了明代流行元素、地方性音乐——俗曲、小调，从而在明初的创作和赏鉴活动中促进了俗曲本身的发展以及向戏曲音乐的转变。但应当承认，由于元末明初多年的战乱，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这时该地区还不具备生成新的戏曲声腔的条件。直到在明初统治者有组织地多次向中原移民，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以弦索乐器伴奏、以曲牌连缀曲调、以化妆表演故事的戏曲品种才有可能出现。据史料记载，宣德年间赋税开始加重，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流民涌现等社会问题也渐次出现。尽管如此，但整个社会还是在逐步发展的，直至弘治年间的“弘治中兴”。因此，宣德前后经济开始繁荣应当视为弦索声腔以及锣戏形成时间的上限。

另据冯纪汉先生考证：“在明末的时候，河南流行的有弋阳腔、昆曲、锣戏、弦戏。”而且“明末清初，大锣戏公聚班坐班滑县万古村，演出势力逐渐扩大”。冯先生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文献出处，因此对于他的结论还需谨慎对待。(www.xing528.com)

众所周知，从“弘治中兴”之后的正德、嘉靖开始，也即明朝中后期，苛捐赋税繁重，土豪劣绅土地兼并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大量农民无奈放弃他们固守的土地而变为流民。而这一时期又是资本主义萌芽且快速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文化畸形繁荣之时。城市对于文化娱乐的需求特别旺盛，而此时正是戏曲成为最时尚的娱乐形式之时，因此不少失去土地的流民便走上了搭班学艺、冲州撞府的戏曲职业生涯。市场的需求和从业人员的激增共同促进了北方新兴戏曲声腔弦索腔的形成与繁荣。作为该声腔的重要代表，锣戏也就成为广大群众喜爱和热捧的对象，同时，也成为反面典型而遭到政府鄙视与禁逐。这种状况集中体现在清代的几条史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