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分割与区域权力秩序的变化

自18世纪开始，波兰主权赖以依存的一系列保护性因素都已经消失，而新的因素并未出现。幻象渐渐消失，暴露出来的是一个羸弱的国家和一支陈旧的军队。俄罗斯的政治骚乱在罗曼诺夫王朝（1613）开始后就得到了平息，尽管不断有农民起义定期爆发，沙皇和贵族们锻造了强大的镇压机器，而俄罗斯的国家变得愈加强劲。18世纪早期彼得大帝时期进行的国家与军队改革，让俄罗斯屹立于欧洲之巅^[32]。波兰的其他邻邦也进行了现代化。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军队，从大选帝侯的小型军发展成了腓特烈大帝耀武扬威的大军；同样，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奥地利也在与土耳其和波旁王朝冗长的战争中进行了现代化改革^[33]。

被强权包围的波兰无法像瑞典一样，依赖外国资源进行现代化，后者在大多数的战争中都是如此。即便是刚刚染指一点点外国的土地，都可能立刻招致一个或多个东欧的主要强国摧枯拉朽的反击，这就像羸弱的德意志公国或是遥远而分散的天主教军队不会允许小小的瑞典军队仰助德国资源来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般。波兰也无法从国际贸易中获得足够可能的税收，不需要进行繁重的国内动员，就为现代化提供足够的财富。与西面的粮食贸易足以建立令人印象深刻的庄园，但无法像其竞争者——阿姆斯特丹摄政王或是威尼斯寡头——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钱^[34]。当君士坦丁堡的衰落切断了与黎凡特（Levant）之间的贸易，以及当谷物只向波罗的海少数几个港口出口［主要是丹泽港（Danzig）］，曾经繁荣一时的波兰城镇很快就没落了^[35]。即便在15世纪早期获得了对东普鲁士的宗主权，波兰也未能获得对波罗的海更多的控制权，更何况1660年将该地区割让给了勃兰登堡^[36]。波兰也无法像柯尔贝尔在法国所做的那样，通过国家指导活动创造商业财富。这可能会需要将大量的权力与责任转移给国家，而这在施拉赤塔看来是违背他们的利益的^[37]。联盟在17世纪为这个国家提供了生存的基础，到了18世纪却成为其消亡的基础。尽管国家体系动力学经常会带来大国的保护，这种国外保护却并不总是可靠的，而且，尽管一定程度而言，联盟源于国际秩序的逻辑，它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提出、维持并重新建立。波兰并没有统一一致地追求持续的外交政策，以避免其周围国家形成不可抵抗的联盟。

大北方战争（The Great Northern War，1700—1721）粉碎了波兰的幻象及其安全。根据《华沙条约》，波兰在俄罗斯的霸权统治之下：其军队不能超过2.4万人；外国军队可以利用波兰的资源；以及确保不会进行军事改革，普鲁士人被禁止参军^[38]。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则是外国势力操纵施拉赤塔各派，避免进行国家和军事改革，并确保拥有羸弱的邻邦的一段时间^[39]。在外国势力霸权统治与操纵下的波兰，无法施行有效的改革。这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主权，但这是在周围的权力尚未就如何瓜分及处理这个几近死亡的欧洲病夫达成意见的前提之下。或许由于更了解形势并知晓其可能性赋予了腓特烈大帝擅长隐喻的能力，他的表述更为确切：波兰，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可以被任意剥离的朝鲜蓟。”^[40]腓特烈大帝要确保其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从奥地利兼并的领土，由此形成了霍亨索论-罗曼诺夫联盟，这一联盟使第一次瓜分（1772）波兰成为可能。奥地利默认了这种分割，以及随之而来对允许哈布斯堡家族享受这一战利品而带来的地区权力秩序的变化，该外交原则在1793年和1795年多次成功地得以重复。

被周围的列强包围，波兰也不可能期望远邻施以援手。法国的立场，如王室大臣所言，是顺其自然、处变不惊：

波兰正处于赤贫与无政府状态。法国继续参与波兰事务意味着需要支付巨大的开支却毫无结果。舒瓦瑟（Choiseul）建议让波兰自己面对其命运，法国不去干涉……他对于波兰的改革毫无信心，并对于其被瓜分并不恐惧……即便波兰的邻邦同意对其进行瓜分，法国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瓜分者很快就会陷入彼此的分歧，而东欧的均势很快就会被调整^[41]。

大不列颠也不会参与波兰的防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站在国会的地板上说：“波兰离我们有月球那么远”^[42]，暗指其距离在英国军事力量的范围之外。

波兰议会无法对第一次瓜分提出任何有效的回应。权力分化、笨拙以及各种阴谋诡计，避免让已经羸弱不堪的选举君主制成为令人遗憾但却切实有效的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即便在其敌人瓜分自己的国家时，议会也仅仅批准军队人数控制在5.5万人。可悲也是可以预见的是，封建骑兵依旧是这支军队的主力，其任务便是与列强的现代步兵、骑兵和大炮对峙——两者的对比无异于螳臂挡车^[43]。中央集权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最后还是因为国内贵族的反对，以及迫于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压力而归于失败^[44]。对于外国势力操纵的反对声浪持续增加，但最后被证明力量过于微弱且为时已晚。当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专注于法国大革命时，普鲁士和俄罗斯粉碎了反对者，分别于1793年和1795年瓜分了波兰的剩余领土^[45]。奥地利也分了一杯羹。在绝对权力的军队之下，波兰主权与宪政主义的最后一点痕迹灰飞烟灭。

在第二次与第三次瓜分之间，由塔代乌什·科希秋什科（Thaddeus Kosciuszko）领导进行了一场勇敢而艰苦卓绝的努力，对全国进行动员。受法国“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的启发，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及现代战争的学徒，快速动员形成了一支农民步兵团，以骁勇善战而非出生高贵来任免与晋升官阶，并引入了现代大炮以及步兵战术^[46]。尽管仓促，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施行的种种极端措施，为其群众军队注入了高度的民族主义，并打败了奥地利与普鲁士军队，成为波拿巴（Bonaparte）军队的基础。但是法国群众动员的胜利却没能在波兰得到复制，其原因值得研究。

第一，尽管在大革命早期法国的军队遭到了破坏，但这与科希秋什科的军队不同，它具有稳固的基础结构，全民动员可在该基础结构之上进行。正是由于法国绝对主义的军队优先性，其供应体统、征兵网络以及现代的大炮早已存在。贵族官员已经因为清洗运动与向外移民而数量大减，他们的位置由有能力的中产阶级官员——波拿巴就位列其中——所取代，他们在不那么体面的如工程与炮兵部队服役，并备受折磨。而科希秋什科则面临着在没有后勤、人力以及现代军队所需的设施的前提下，建立起一支群众军队。第二，多亏了军事-官僚时期之前所采取的大量措施，法国参与联盟战争时，能拥有强大的经济体系来维持其军队^[47]。而相反，1794年波兰民族主义军队就是一场悲剧。科希秋什科的步兵无法配置手枪，并与现有的军团主体相结合。大多数的士兵扛着农田里的大镰刀就进入了战斗，这幅图景浪漫且令人鼓舞，值得大卫（David）或者德拉克洛瓦（Delacroix）^[48]为之击节赞叹，但农民们被俄罗斯步兵们齐发的子弹残忍地拦腰斩断，这更像是戈雅^[49]的画作。第三，在数字上，波兰并不占优势。科希秋什科对国家的勇敢动员使他召集了15万人的军队。这对于封建军队是相当可观的扩充，但是对于其敌人而言，却实在少得可怜。沙皇能够调遣40万大军，奥地利有另外的30万军队，普鲁士也有20万军队^[50]。

科希秋什科对波兰资源的开发是英雄式的最后一搏，但这并不能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忽视军事改革造成的结果。在军事实力持续增长的时代，波兰带着仅适合边境小冲突的军队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绝望地发现自己无法保护领土的主权。尽管波兰没有天然屏障的保护，其灭亡却应归咎于现代化的失败。人们可能会猜测，如果它这样做了，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可能会发现波兰是可以用来对抗对方的理想同盟，甚至可能会避免出现瓜分波兰的同盟。而事实上，波兰不过是周边国家眼中诱人而孱弱的鱼腩目标，是大国乐意移除的、地区不稳定与紧张的来源。

波兰并未对军队与国家进行动员，归咎于波兰贵族的拖拉，他们的不让步使国家陷入了外国势力的操纵之手，几十年之后都无法恢复。只有到了现代，在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惨败，俄罗斯实力明显削弱之后，波兰才重新控制了国家的命运——令人高兴的是，现在的欧洲秩序处于日益和平之中。贵族的罪责在大量的历史文学中出现，对其激烈的描述毫不掩饰蔑视之情。施拉赤塔只怕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不负责的精英了，纵观波兰历史，要想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很难。

【注释】

[1]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6，p.447，Volume 8，p.562.

[2]施拉赤塔，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和在它们的影响下逐渐波兰化的地方的贵族。——译者注

[3]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6，p.451-52.

[4]Ibid.，p.462；W.F.Reddaway 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pp.105-6.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国外的统治者也必须应对并常常操纵施拉赤塔。

[5]格罗申（groschen）为德国的小银币，相当于德国的10便镍币。——译者注

[6]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8，pp.566-67；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193；Karol Górsld，“Les chartes de la noblesse en Pologne auxⅪVe etⅩVe siècles”，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79（56）：247-72.

[7]Seym，也称为Sejm，后来演变为现在波兰的下议院。——译者注

[8]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p.320-21，421-23；Volume 2，pp.54-56；Norman Davies，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in Two Volumes，Volume 1：The Origins to 179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344-48.瑟姆，如法国的三级议会，由区及省的会议所（瑟姆克，Seymiks）形成。

[9]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p.313-14，320-21，419-21，Volume 2，pp.57-63；Catherine S.Leach，ed.，Memoirs of the Polish Baroque：The Writings of Jan Chryzostom Pasek，A Squir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oland and Lithuan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10]“施拉赤塔……现在为自己披上了曾经属于王室的权威，并将他们的国王视为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选举代理人。”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369。

[1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p.104-5，130-38.和普鲁士农民更多的比较是对于15和16世纪两者应对庄园镇压的反抗。

[12]Davies，God's Playground，Volume 1，pp.293-32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105.

[13]关于被贴上地理劣势标签的国家如何实现成功的结果，可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88-92。

[14]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1，p.585.

[15]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Verso，1974，p.293.另见Jacek Kochanowicz，“The Polish Economy and the Evolution of Dependency”，in Daniel Chirot，ed.，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Economi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92-130。

[16]Daniel Stone，Polish Politics and National Reform 1775—1788，New York：Eastern European Quarterly，1976.

[17]引自Davies，God's Playground，Volume 1，p.511。

[18]Stone，Polish Politics，pp.44-46；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5，pp.562-64；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6，pp.686-97.关于国际政治中的外来势力操纵，斯通写道：“自由否决权原本用来制衡波兰君主绝对主义的设计，却成了服务俄罗斯帝国的工具。”

[19]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2，p..

[20]Sven Ekdahl，Die Schlacht bei Tannenberg 1410：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en，Volume 1：Einführung und Quellenlage，Berlin：Duncker＆Humblot，1982；Michael Burleigh，P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Order：An Aristocratic Order in Crisis，c.1410—146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70-72.(www.xing528.com)

[2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p.247-72.

[22]Ibid.，p.519；Leach，Polish Baroque.如之前所指出的，征税也是不稳定的若口斯的机会。

[23]Jan Wimmer，“l'Infanterie dans l'armée polonaise auxⅩⅤ-ⅩⅧe siècles”，in Witold Bieganski，Piotr Stawecki，and Janusz Wojtasik，eds.，Histoire Militaire de Pologne：Problémes Choisis，Warsaw：Edition du Miaistére de Ia Défense Nationale，1970.

[24]Wimmer，“l'Infanterie dans l'armée polonaise”，pp.88-92.

[25]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3，p.397；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p.318-19；Davies，God's Playground，Volume 1，p.478.

[26]Wimmer，“l'Infanterie dans l’armee polonaise”，pp.89-92.

[27]Stanislaw Herbs，t“l'Armée polonaise et l'art militaire auⅩⅧe siècle”，Acta Poloniae Historica 1960（3）：33-48.对于受过训练的武装农民的恐惧的确刺激了贵族，而其邻国普鲁士的康同体系（Kantonsystem）巧妙地用农奴掩盖了农民步兵的不协调性。而且，雇佣军团很容易就能实现。

[28]Jersy Teodorezyk，“L'armée polonaise auxⅩⅤe—ⅩⅧe siècles”，in Biegnaski，Stawecki，and Wojtasik，Histoire Militaire de Pologne，pp.102-3；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7.这些突袭部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中一支铲平了柏林，他们在1630—1660年尤为所向无敌，这一时期正是欧洲进行快速军事现代化的时期，见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598。在17世纪早期，波兰骑兵很好地应战瑞典分遣队，这一开始让人困惑不已，正如英国被凯尔特人用不同寻常的落后的军队打败一样，见Michael Roberts，The Early Vasas：A History of Sweden，1523—16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00-4，以及Gustavus Adolphus：A History of Sweden 1611—1632，Volume 2：1626—1632，London：Longmans，Green，1958，pp.189-337。

[29]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p.593-95；V.O.Kluchevsky，A History of Russia，Volume 3，C.J.Hogarth，trans.，New York：Russell＆Russell，1960，pp.1-90.同时，瑞典开始在波罗的海，主要是波兰的土地建构帝国，并帮助俄罗斯驱逐波兰军队及其盟友，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1，pp.475-87。

[30]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p.547-48.索别斯基未能将其军事上的成功延续到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或进行军事改革上，见Ibid.，pp.555-56。

[31]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6，p.715.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后的十年，英格兰同样对于自己的军队实力过于自信，并延迟了军事现代化，其结果却没有那么不幸。见Conrad Russell，Parliaments and English Politics 1621—1629，Oxford：Clareodon Press，1983，pp.70-84。

[32]J.L.H.Keep，Soldiers of the Tsars：Ar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1462—187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pp.95-174.

[33]Robert A.Kann，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1526—1918，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p.125-33；Eugen Heischmann，Die Anfänge des Stehenden Heeres inÖsterreich，Vienna：Österreichischer Bundesverlag，1925，pp.181-224.

[34]由于运输与分发粮食的利润更为丰厚，波罗的海粮食贸易的大部分财富都到了运输商与贸易商而不是种植者手中。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服务都由荷兰人控制。

[35]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8，pp.582-83.

[36]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断言，施拉赤塔并没有谋求成为海上大国，是因为向南面与东面扩张的机会更容易些，那里土地与人力都非常丰富，见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pp.288-89。同样地，有观点认为中国没能在海外扩张也是因为向中亚内陆扩张相对更容易些，见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 1：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p.57。

[37]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6，p.682.

[38]Davies，God's Playground，Volume 1，pp.496-51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Volume 2，pp.65-66；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6，pp.776-77.

[39]Michael C.Müller，Polen Zwischen Preussen und Russland：Souveränitätskrise und Reformpolitik 1736—1752，Berlin：Colloquium Verlag，1983；Jerzy T.Lukowski，“Towards Partition：Polish Magnates and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Poland during the Early Reign of Stanislaw August Poniotowski”，Historical Journal 1985（28）：557-74；Stone，Polish Politics，pp.44-46；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5，pp.562-64，Volume 6，pp.686-97，Volume 8，pp.365-95；Davies，God's Playground，Volume 1，pp.347-48.

[40]Ibid.，p.515.

[41]Herbert H.Kaplan，The 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18.法国提供了短期的外交援助，但是在任由波兰“自己面对命运”前，保留了军事与财政的支持，见Kaplan，The First Partition of Polard，pp.18-31。

[42]引自Davies，God's Playground，Volume 1，p.524.

[43]Herbst，“l'Armée polonaise”，p.35.认识到其可能会帮助他实现普鲁士的外交政策目标，腓特烈大帝曾坚持要保留瑟姆及自由否决权。他慷慨地允许每位乡绅都有反对权，仅有一次例外：当涉及瓜分条约的批准时，就没有否决权了。见Kaplan，The First Partition，pp.170-75。

[44]Stone，Polish Politics，pp.10-75.

[45]Davies，God's Playground，Volume 1，pp.526-43.

[46]Zdzislaw Sulek，“Tadeusz Kosciuszko-Chef et Réformateur Social”，in Biegnaski，Stawecki，and Wojtasik，Histoire Militaire de Pologne，pp.114-32；Leonard Ratajczyk，“La defense Territoriale Pendant l'insurrection de Kosciuszko”，in Biegnaski，Stawecki，and Wojtasik，Hisstoire Militaire de Pologne，pp.133-48；Herbs，t“l'Armée polonaise”，pp.36-45；Wimmer，“l'Infanterie dans l'armée polonaise”，pp.93-94；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8，pp.345-55。由于科希秋什科的军队改革伴随着政府改革与社会改革，使政府以及农民免受贵族滥用，人们在战场上嗅到了胜利的可能，尽管这并不可能发生。这可是波兰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新时代。

[47]尽管拿破仑能用法国自己可观的经济产出装备军队，应被人记住的是，他更喜欢从战利品中获得军队的给养。

[48]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法国著名画家，浪漫主义画派的典型代表，《自由引导人民》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译者注

[49]戈雅（Goya），西班牙著名浪漫主义画家，他将战争的血腥和野蛮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作品被称为革命与动乱的画布。——译者注

[50]关于科希秋什科时期的波兰敌军力量，见Ratajczyk，“La defense Territoriale”，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