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的存在为村庄带来了一种凝聚力，是其他元素所无法提供的。由于这个原因，对清政府来说，宗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乡村控制工具，但控制家族本身也同时呈现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本章主要目的就在于探讨宗族组织在乡村控制体系中的地位。不过，我们必须先检视宗族本身的结构和功能。
“族”本来是一个血缘关系的群体[1]，但自古代以来，它就已经在一些地点生根。[2]就像最近一位学者指出的，“‘族’是拥有一个共同祖先的群体，定居在某个地方或邻近地区”。[3]
族最初定居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市或镇，但更常见的是，它定居于乡村中的某个点，可以发展出一个完整村落的点。事实上，族经常是在乡村地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4]，而族经常是村落形成的主要功臣。虽然乡村聚落并不总是家族定居的产物，但是族的出现总会带给它们高度的凝聚力，比其他元素可能做到的都高。根据一位近代西方学者所说，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除了那些基于经济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之外，所有村落组织都是由宗族关系直接或间接决定的。……邻居主要是由同一宗族的家庭组成”。[5]在这种情况下，把宗族视为“村落的中坚”[6]，无可非议。
宗族和村落之间关系密切的理由很明显。村落里占多大数的农业人口，总是不像城市居民那样容易流动。因此，血缘纽带在村落里保存得比在城市中好。[7]这样，城市和村落就产生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前者以行会和“市民”组织为典型，后者则以宗族为特征。[8]
一位19世纪的西方作者描述村落是宗族定居的结果：“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已经无法确定的时候，一些家庭从其他地方来到这里，安营扎寨，使自己成为‘当地居民’。……这就是村落。”[9]这个过程可能在清帝国的几乎所有地区、随时都在发生。三坡（直隶涿县的乡村地区）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多山的地区位于涿县东北边境上。在一片方圆55×30里的土地上，散布着大小不等的24个村子；其中最大的村庄，人口不超过130户。根据地方志记载：
就其村多同姓、姓多同宗观察之，当初不过少数人家，因贫入山，私行开垦，日久渐成村落。[10]
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和定居。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可以知道定居的大致时间，也可以观察到实际的过程。四川省原住人口遭到“流寇”大规模屠杀后，在17世纪再次兴旺起来，就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事例。根据地方志的记载：
康熙时，招徕他省民以实四川。……始至之日，田无业主，听民自占垦荒。或一族为一村，或数姓联为一堡。……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然所占实不能尽耕也。
雍正时，四川总督宪德以入川人户繁多，疏请编保甲。……以一夫一妇为一户，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兄弟子姓成丁者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得旨允行。于是各州县荒地以次开垦……至乾隆八年清查牌甲，共四千四百七十户，一万伍千八百七十八丁。以四十里弹丸之地，阅时十三年，遽得此数。[11]
偶尔也可能在一个特定地区追溯个别宗族的定居史。某些宗族的“族谱”或“宗谱”，就叙述了他们移民和发展的历史。也可以从一些地方志爬梳出相关的资料。其中一部地方志的一些事例，可以让我们对宗族村庄的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了解。
广东香山县义门郑族的始祖，来自湖南衡州。1754年（乾隆十九年），跟着父亲来到香山。他的儿子定居在斜排村；20世纪初，该族在那里发展成三“房”，丁口有两百多人。[12]
广东香山县义门郑族的始祖，来自浙江。11世纪（宋天圣年间），他担任广州郡守。由于他及儿子都葬在香山，所以他的孙子就定居香山，也就成了“香山郑氏开族祖”。传到第八代，香山郑族由于人丁非常兴旺，而分成两房；这一代的两个兄弟，各自成为一房的始祖。其中（哥哥万四的）一房称为庞头郑族，其“九世祖”娶豪兔乡高氏家族的女子，并移居到那里。他的子孙城乡丁口约千人。他们大多数仍然留在乡下务农，但也有一些在城里经商致富。弟弟（万五）的一房，则又发展成三个分房。（1）长子郑宗荣，有三个儿子（也就是第十代）：郑谷彝、郑谷纯、郑谷纹。谷彝和谷纯一起迁居到濠头，成为濠头分房之祖〔谷彝和谷纯号尚纶及尚絅，合称纶絅祖〕，后裔五千余人。（2）谷纹跟父亲住在钱山，成为钱山郑氏分房之祖，后裔约为六百人。（3）郑宗荣唯一的弟弟郑宗得，在15世纪初担任过凤阳府和严州府知府。他定居鳌溪（守祖宗庐墓不迁），成为鳌溪郑族的祖先，其后裔约四百人。[13]
陕西同官县王原王族的始祖，是山东督粮道，因被控渎职而被放逐陕西。他和家人最初住在县城西40里地的西古村，随后移居王家河。他的一个后裔在16世纪（明嘉靖朝）取得举人头衔，并移居同官城内。在17世纪，王氏家族搬回乡下，定居蒲池王原；20世纪初，家族成员大约50户，仍然住在祖先住过的村子，西古村、王家河和王原。[14]
这几个例子显示，移居者会定居在某个地方，并最终创造出一个族以及一个村落；或者，他可能把自己安顿在一个村庄或城镇里，繁衍出一个族而不是一个村庄。这种不同的定居模式，部分解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族村庄，在“单族村庄”里，住着一些同姓的家庭；而“多族村庄”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比邻而居。
“单族村庄”在南方各省比较普遍。近代一位学者指出：
在过去六七个世纪里，迅速发展起来的家族，集中在华中和东南地区，也就是位于长江两岸和福建、广东两省。在这些地区，许多村庄的居民完全是或主要是单姓家族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亲戚关系。……而在华北，由不同姓家庭组成村庄占大多数。[15]
一位西方观察者在19世纪的广东发现了以下情况：“同姓的人大体上居住在同村或附近；从始祖分出来的各房，就像榕树的分支一样，围绕着主干落地生根。”[16](www.xing528.com)
另一位19世纪的作者报道了福建一个村庄的情况：“全村居民都姓林，显然是透过家族长制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这种村庄宗族制度是一种强大的结合。”[17]
这种单族村庄在华北比较少见到，那里的村庄常常是由“一群家庭所组成，而非一个宗族”，或者说是由“经济独立的一群家庭，而非单一家—族”[18]所组成。不过，单族村庄的确存在于北方。陕西《同官县志》的纂修者写道：“昔多聚族而居，故村庄多以姓名，如冯家桥、王家匾、董家河、梁家塬、李家沟等。”[19]陕西《城固县乡土志》提供这个资讯：
国朝旧少土著，明季寇乱以来，自甘肃、四川、山西、湖北迁居者，一姓之民聚族于一乡，即以姓名其地。[20]
不过，这样的事例相当少。一些以前由单一宗族构成的村庄终究失去了单族的特点。一位19世纪的西方作者指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命名村庄家族的变化中，没有单族村庄保代表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名可能保留下来，也可能改变，不过所有变化的环境可能无法追溯。”[21]
我们没有统计数字来说明两种类型的乡村在清帝国各地的分布情况，但是下列数字尽管并不充分，却给了我们有关当时情况的一些印象。江西高安县（既不怎么繁荣也不贫穷）据载在19世纪中叶左右有1 291个村子，两种类型村庄的分布情况是：单族村庄，1 121个（约占87%）；多族村庄，170个（约占13%）。[22]在广东花县，村庄总数为398个，不过分布情况与高安县不同：单族村庄，157个（约占40%）；多族村庄，241个（约占60%）。[23]看来，单族村庄并不必然控制所有华南地区，但那里的单族村庄明显依然多于北方。一位现代学者发现，在直隶定县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62个村庄中只有一个属于单族村庄。[24]这或许不是决定性的证据，但它可以支持一个总体的观察结果：在华北，由不同姓氏家庭组成的村庄占大多数。
还应该指出的是，就像几个家族可能住在一个村庄里一样，一个家族在子女繁衍、最初家园容纳不下时，就会分散居住在几个村子里。[25]陕西同官县杏林村王氏家族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元朝末年（1367年），有位益王避难来到该村。他的后裔在明朝和清朝都以务农为生，到清末才有一部分人入学。这个宗族虽然没有族谱，但是对居住在6个不同村庄、超过80户的族人，他们的宗族关系，历经几个世纪都没受到损害。[26]
单族村庄与多族村庄性质的区别，反映在组织上的一些不同。在单族村庄中，宗族群体和乡村庄区实际上是一致的，村庄领导就是宗族领导。例如，浙江宁波某个单族村庄，“选出”一名“长者”来“主持村庄的行政事务”，他同时又是族长，主持宗族事务。[27]类似的安排也见于清帝国其他地区。[28]在多族村庄，情况就有些不同。族长虽然对村中事务具有明显的影响，但不一定就是村长。[29]一个村庄出现一个以上的宗族群体，就会发生宗族间的竞争或公开冲突，我们稍后就会看到。此处应该指出的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的各族之间，比起属于同一族的各个成员之间，并不存在着更多的社会平等。正如一个族的绅士成员控制该族的普通成员一样，一个特定村庄里的一些族也会歧视其他族。他们的歧视可能建立在居住优势、人数比较多，或自己族中一些成员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即使在宗族组织比较弱的华北地区，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就像一位西方学者说的，“强调已被接纳的旧族成员的地位，而倾向于歧视最近移居而来者，视他们为外人”。[30]
在讨论宗族组织之前，尝试对19世纪中国各地宗族发展程度的不同提出一些解释，应该是很有帮助的。[31]有些学者，例如J.S.Burgess，认为历史环境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指出：
在中国北方，由于满人和蒙古人不断入侵，原来居住的宗族或者成员被杀害，或者被迫迁移到南方，家一族体系的连续性遭到摧毁。而在南方，远离这些入侵的浪潮，同样的宗族在它们原来居住的城镇和村庄里拥有更持久的住所。[32]
这个看法很有道理，但作者应该进一步追溯到更早期的中国历史。早在蒙古人入侵、在13世纪后期消灭宋朝之前，北宋在12世纪前25年崩溃，迫使许多大的汉人家庭和宗族渡过长江，移民江南。[33]而且在此之前，还有另一场大规模南向移民发生在西元320年代。西晋一崩溃，一些望族移民江南，把许多汉族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也带到江南。
经济因素可能也发挥了作用。一位现代学者认为，在华北经济较不繁荣的地区，宗族在村庄行政上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而在华北的“农业发达地区”，宗族就发挥较大的影响。[34]即使在南方，按照一些学者的观察，各地的宗族发展情况绝不是一致的。在广东、福建和江西，宗族势力较大；而在广东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土沃而人繁”的地方，宗族的规模和活力就不是其他地区能够相提并论的了。屈大均在1700年的著作，描绘了以下的景象：
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35]
乡村繁荣和强大的宗族组织间关联很容易理解。经济的富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形成村庄，也不能维持任何规模的宗族，贫穷就不可能拥有宗祠、祭田，等等；而这些，对于一个想要充分履行其职能的宗族，是不可或缺的。陕西省一些地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种连结。一位地方志修纂者说，洛川、宜川和邻近地区，大多数居民都住在窑洞。虽然也有一些小房屋，但都算不上是什么财产。可以预料得到，在这些贫穷地区，宗族组织是不存在的。[36]另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指出，陕西同官县的情况是：“家族喜聚居……近因生活关系，析居者渐多矣。”[37]
有时，地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决定性的。在陕西城固县，宗族采取减小规模、简化形式的方式存留下来。据指出：
土著既少，谱牒无征，一族仅数十户，求如江南、广东之大姓，一族多至数百户，得姓受氏本末可考，则远逊矣。[38]
同样，陕西另一个相对贫穷的县份宁羌，“客籍往来，多无定所。……其有入籍稍久，似续延长，宗支蕃衍，称为世家大族者……无由以考其世代源流。是亦谱牒之学久亡，而邑人又不讲宗法。”[39]即使在这些案例里，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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