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的历史与制作工艺

玻璃，在中国古代也称琉璃。中国古代有意识地烧制琉璃制品，至少可以断定是在西周以前的事情。1975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发掘了一座西周（公元前11世纪）贵族鱼伯夫妇墓葬，从中发现了不少琉璃珠和琉璃管。证明了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成功地掌握了琉璃的烧制工艺。

西周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把琉璃当做一种贵重装饰品。在诗文传志中就经常用到“璆琳”、“球琳”、“璇珠”、“珂珬”、“火齐”、“琉璃”、“琅玕”、“明月珠”等名词，后人均有不同的注解。

一般认为，玻璃发明于两河流域，后传播到埃及和地中海地区，由古罗马人发扬光大。在两河流域，早在大约公元前三千纪，两河下游的人们在生产砖的过程中创造了琉璃。在西亚和埃及，玻璃的制造始于公元前2000年，与中国青铜同时。

公元前3500—3000年，差不多与中国彩陶文化同时，在西方已经有釉砂出现，称为弗昂斯。它不是玻璃态物质，是烧结的石英砂，这是产生玻璃的前期产品。中国的釉砂发现于西周中晚期的黄河流域、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比古代西亚晚200年。中国釉砂和西方的弗昂斯都以石英砂为主要原料，使用的熔剂在埃及以泡碱（碳酸钠）为主，而在中国大部分为草木灰，其中氧化钾含量比氧化钠高。但是也有不少的釉砂中氧化钠含量高于氧化钾，说明早期的釉砂有可能从西方传入，但大部分在中国内地制作。在中国境内出土最早的玻璃制品在新疆拜县和塔城，中国内地（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是属战国早期的玻璃制品。

南越王墓中发现的玻璃制品

南越王墓的年代属于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玻璃制品中，一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仿玉玻璃，有璧、鼻塞、镶嵌玻璃牌饰等；另一种是西方风格的玻璃珠子，有蜻蜓眼玻璃珠、扁圆形小珠串饰。

玻璃璧出土于西耳室，共5件，颜色青白，器形较小，表面装饰蒲纹，内外沿各有一道凹弦纹。表面有少量丝绢压痕。^[24]5件大小略有差异，表明是逐个分铸而成的，其中有一件直径11.6厘米、内径3.8厘米、厚0.6厘米的保存最好，其余均有剥蚀。

鼻塞西侧室出土了2件，已风化，表面呈灰黑色，胎为蓝色透明。短柱形，断面为八角形，一端微宽展，长1.1—1.2厘米、大端径分别为0.65厘米和0.7厘米、小端径分别为0.5厘米和0.55厘米。^[25]

玻璃贝出土于主棺室，70件，^[26]浅蓝色，从残碎件的断口可以看到气泡气孔。模铸，仿贝形，器形大小不全同，长1.4—1.5厘米、宽0.9—1.1厘米。正面当中凹下，有纵向凹沟，有窄有宽，沟漕较宽的透出底面，窄沟的不透底。沟旁两侧密排齿状线纹。贝底边磨平。这些玻璃贝是缝缀在织物上的，宽沟便于穿线，窄沟钻有两个小孔，为穿线用。

琉璃璧

鼻塞

蓝色玻璃牌饰

蓝色玻璃牌饰出土了22件，为镶在鎏金铜框内的平板玻璃，长8.6—10厘米、4.3—5厘米。是迄今已知的时代最早的透明平板玻璃。从外观特征判断，平板玻璃可能是先浇筑成薄板状，再研磨切割加工成一定尺寸的平板。出土的平板玻璃，皆嵌入横长方形的铜框中，作为革带上的牌饰。镶嵌平板玻璃的铜牌饰与匈奴式动物纹铜牌饰同出，推测它是受到动物纹牌饰的启发而发明的。经过两个不同的检测机构检测，样品含铅量较多。

蜻蜓眼玻璃珠共出土了2件。一件（E143-1）出于东侧室，是右夫人A组组玉佩的一颗（图）。圆形略扁，青绿色底，球体镶嵌八个蓝白相间的椭圆形纹饰，两个为一组。西侧室的一颗（C138），模制，灰黑色，扁圆算珠形，中有一孔，表面有绿、白两色“蜻蜓眼”，并有白色小点排成双线菱形纹饰。直径2.1厘米、高1.6厘米。

蜻蜓眼玻璃珠

玻璃串珠

出土于主棺室墓主胸口珠襦的小扁圆形串珠，玻璃珠（D140）已散乱，有少数可见到排列成串（图）。数以千计，多呈黄白或灰黄色，个别青绿，清洗后呈浅蓝色。扁环形，高温下拉丝围圈而成，大小相似而不完全相同。直径0.3—0.4厘米、孔径约0.2厘米。

东侧室出土玻璃串珠2组，环形，径约0.3厘米。有竖孔，器壁薄，多数呈浅蓝色，透明，亦有黄白色，透明。共有2100颗。

西侧室出土玻璃珠饰10颗，散乱。均细小，胎质疏松，有的轻触即碎，黄白色，扁圆形，或浅蓝色，圆环形。

墓中出土的这些玻璃制品中，有3件平板玻璃牌饰、2件玻璃璧、1件主棺室蓝色玻璃串珠、1件玻璃贝和1件蜻蜓眼玻璃珠经过权威机构进行检测，结论是平板玻璃、玻璃璧和蓝色珠串等4个玻璃样本经检测分析，均含有大量铅和钡，属于中国铅钡玻璃系统，有可能是南越当地制造。蜻蜓眼玻璃珠子的化学成分含铅量较高，可能是受海外珠子的影响，按西方玻璃珠的样式仿制的，故能反映出南越国时期的海外文化交往。

南越王墓出土的玻璃珠饰的文化内涵(www.xing528.com)

从上述出土的玻璃制品中可以发现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玻璃珠饰有两种，一种是蜻蜓眼玻璃珠，另一种是被称为印度—环太平洋珠的单彩玻璃珠。这两种不同的珠子各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蜻蜓眼玻璃珠是以其形制来命名的一种珠子。这类珠子以眼睛图案进行装饰，以在珠体上嵌入一种或数种不同于母体的颜色的玻璃的方法，形成一层或多层类似眼睛的效果，外观颇似蜻蜓的复眼。^[27]据专家研究认为，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公元前1400—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这项技术后来被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所掌握，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部发现许多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蜻蜓眼玻璃珠。这种西方风格的蜻蜓眼玻璃珠在我国最初在新疆拜城克孜尔墓地出现，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发现出土的最早的蜻蜓眼玻璃珠子，出土于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和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墓，年代是战国早期，其主要化学成分与埃及玻璃相似。

蜻蜓眼玻璃珠在西方有时是一大串穿成项链的，传至中国之后绝大多数都是单件的，或与其他质地的珠子串成项链，而且只有少数贵族可以使用，足见其珍贵。右夫人的A组组玉佩就穿了一颗蜻蜓眼玻璃珠。

从化学成分来分类，中国古代早期玻璃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含碱钙硅酸盐玻璃，这是我国最早的古代玻璃；二是中国古代独有的铅钡硅酸盐玻璃；三是钾硅酸盐玻璃。经检测，古代的蜻蜓眼玻璃珠就是以这三类化学成分制造的。^[28]

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河南淅川徐家陵楚墓1号墓的蜻蜓眼玻璃珠和河南辉县吴王夫差墓、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越王勾践剑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经过检验都是钠钙玻璃。

这些漂亮的西方玻璃影响了中国的工匠，让他们应用本地的原料来模仿西方蜻蜓眼玻璃珠生产了许多铅钡玻璃珠。^[29]如春秋末战国初安徽亳州出土的半透明眼珠，贵州赫章可乐M91、四川青川郝家坪、重庆开县余家坝、广东肇庆松山等以及广州出土的两颗西汉初期蜻蜓眼珠。

新疆和西南地区出土钾硅酸盐玻璃，如湖南长沙楚墓蓝色玻璃珠、湖北江陵九店楚墓、贵州威宁梨园M42、四川理县、新疆温宿县包孜东。从这些玻璃珠子的化学成分中可以判断，这些玻璃中的部分有可能是进口的，也可能是仿制的。^[30]在已知的波斯风格的蜻蜓眼玻璃珠中，还有大量没有进行检测的，如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中期58号墓、淄博郎家庄战国初1号墓等。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谱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其风格都源自西方，通过丝绸之路的通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西北（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佛教）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然后才进行仿制。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是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由于中国还没有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31]广州南越王墓右夫人的玻璃珠、广州市先烈路和广东肇庆松山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都是铅钡玻璃珠，可能是西方珠子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传来后，在本地模仿其样式制造的。

印度—太平洋珠

印度—太平洋珠是指一类采用拉制法制成，通常直径小于5毫米，色彩呈不透明的淡红棕色、橙、黄、绿色及透明琥珀色或紫罗兰色的单彩玻璃珠，这些珠子珠体内通常包含较多的气泡和耐火材料。“印度—太平洋珠”是美国珠饰史家弗朗西斯（Peter Francis Jr.）创制的术语，这个命名主要针对此类珠子的分布范围，尤其是生产地点的分布范围而言。据专家介绍，这种玻璃珠的制作方法很特殊，是将熔融的玻璃液以特别的工具拉成空心的细管再将细管截成小珠子。这种玻璃珠的制作方法被称作拉制法（drawn beads ）。我国玻璃珠生产一直使用缠心法：即将玻璃料条在火焰上烤到可塑状态，然后缠绕到金属丝上，成珠状。拉制法玻璃珠在我国中原地区并不多见，但在南亚、东南亚、我国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南岸都有发现，延续的年代也相当长。印度—太平洋珠的成分特征是多数含钾，根据弗朗西斯收集的印度—太平洋珠各个生产地点的玻璃成分分析材料，均含有高低不等的钾，其他成分还有钠、钙、铝、铜、锰等。

过去在玻璃珠的制作工艺痕迹方面的研究不多，在已经发表的材料中，仅《西汉南越王墓》对主棺室的蓝色玻璃珠制作工艺痕迹有过介绍。在广州地区出土的玻璃珠子数量逾万枚，从珠子大小、形状及色泽观察，大部分应该属于印度—太平洋珠的范畴。

在广州送检的西汉中期到东汉的玻璃品样品中也有一部分含钾量不低。这种以钾元素作助熔剂的玻璃既不同于西方系统的钠钙玻璃，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铅钡系统玻璃。有专家认为这一部分玻璃珠饰有可能是当地或东南亚地区用草木灰为助熔剂制作的，也就是说，与印度—太平洋珠有密切关系。

同处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西，南越国管辖的地方，出土了大量类似的玻璃珠子，而且有不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检测。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经科学检测分析，有四种不同的化学成分。一是PbO-BaO-SiO2系统玻璃，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自制的玻璃系统；二是PbO-SiO2系统玻璃，这是继我国早期铅钡玻璃之后在汉代以后开始兴起的一种玻璃；三是K2O-CaO-SiO2系统玻璃；四是K2O-SiO2系统玻璃，这类玻璃，广西发现最多，约占玻璃总数的75%。广西古玻璃的铅同位素比值很高，排除了西方输入的可能，故有学者认为它是继铅钡玻璃之后又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早期玻璃。^[32]目前关于南方玻璃制品的来源，有几种看法：一是认为广西古代玻璃有可能是从海外输入的；二是认为是在外来技术影响下两广自制的玻璃。

美国学者彼得·弗朗西斯认为，印度—太平洋玻璃珠首先是在印度阿里满都这一亚洲玻璃制造中心生产的，约从公元前3世纪持续到公元10世纪。这类玻璃珠及玻璃生产技术沿海岸向东传播。据《亚洲海上珠子贸易》，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等遗址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珠都含钾，阿里满都的一些标本钾的含量超过10%。

而通过类型学的观察，广州地区两汉墓葬出土的玻璃制品与西方的古代珠饰形状非常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众多的串饰之中，既有来自西方的产品，也有本地产品。那些进口产品，应该是通过海上交通贸易输入的。本地生产的，则可能是工匠的迁徙和原材料贸易带来的技术传播。从古人对玻璃的看法可知一二，如《三国志》卷三十《魏略·西戎传》记有：大秦多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琉璃。又如李昉《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记载：“玻璃本质是石，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还有晋朝著名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广西发现的汉代钾玻璃，有一部分可能是在本地采此自然灰作为助熔剂的。

目前中原地区汉墓所发现的玻璃珠与广州、合浦的形状是不同的，而广州、合浦等岭南地区出土的玻璃珠饰的形状与新疆出土的玻璃珠饰十分相似。新疆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玻璃珠中，蓝色、白色圆球形和算珠形、圆菱形等都是广州串珠所常见的类型。还有山普拉古墓地出土的玻璃项链、手链和耳坠上的饰珠。甚至新疆营盘墓地的由34颗玻璃珠和42颗骨珠串合的一条项链与广州出土的更是如出一辙。当中的玻璃珠有海蓝色、浅蓝色、绿色、绛红色，有圆形、扁圆形和圆柱形。尤其是绿色圆管形的玻璃，在广州东汉前期的墓中就有。

尼雅遗址的玻璃珠项链在广州也能见到。如尼雅95MN Ι M8的各色玻璃珠，与南越王墓东侧室的串珠形式相同；N2聚落建筑物遗址出土的玻璃珠，有一种绿色多道突棱的圆珠，在广州汉墓里也能见到，如M5079：29的4粒淡绿色釉菠萝形石英珠。

在新疆和广州分别出现同类串珠并不是偶然，这些相同的珠子在西域和南海同时反复地出现，表明他们源自相同的装饰风俗背景，而非他们各自独立的发明。这些珠子最有可能由古印度，汉代人所认识的身毒、天竺，向北经宾传入新疆，汉之西域地。南道海路由印度洋、中南半岛（即汉代人记载的黄支、皮宗、已程不国，夫甘都卢国、谌离国等）传入广州。

新疆塔里木盆地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交往的重镇，广州则是南海道的要冲（包括徐闻、合浦诸港）。两者都是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明珠，通过这些地方使印度和西方文化传进中国，同时也对外传播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