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港口成果

1.番禺

战国秦汉时期，番禺是岭南一大都会。当时的古人对岭南地区包括海上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全面。据《史记·货殖列传》载：“九疑、（按：史记《集解》徐广曰：“山在营道县南。”）苍梧以南至儋耳者，（按：史记《正义》：“今儋州在海中。广州南去京七千馀里。言岭南至儋耳之地，与江南大同俗，而杨州之南，越民多焉。”）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按：史记《正义》：“潘虞二音。今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按：史记《集解》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2]

由于南越国都番禺，故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后，又在交州分设九郡，以便分而治之。据《汉书·地理志》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又载：“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夫差立，句践乘胜复伐吴。吴大破之，栖会稽，臣服请平。后用范蠡、大夫种计，遂伐灭吴，兼并其地。度淮与齐、晋诸侯会，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使赐命为伯，诸侯毕贺。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越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又载：“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3]

关于汉代以来番禺港的地位，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汉代番禺港还不是对外贸易的始发港。也有一些学者依据汉代史料、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的汉墓发掘报告，以及有关港口条件的比较，认为在汉代，番禺港不仅是海外贸易港，而且已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4]

早在汉代以前，南海丝绸之路就已开始崛起。关于这条海上通道最早始发港，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争论，主要有合浦、徐闻、番禺（广州）等不同说法。本文通过分析以上始发港在南海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及其文化价值，进一步分析这些古老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利用价值及开发前景。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派遣50万大军“南征百越之君”，①将岭南地区也纳入秦朝统治，使秦王朝版图向南拓展至今越南北部一带。不久，因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原属秦朝管辖的闽越、南越、瓯越、骆越等百越之地再次处于割据独立状态。

秦将赵佗趁机在岭南建立南越国，都于番禺，立国90余年。西汉初，南越国势力达到鼎盛，其范围东到今福建西部，西抵云贵，南至今越南中部一带。当时，南越国与北方的匈奴共同被称为“强胡劲越”，可见其实力非同一般。赵佗及后人的贡献在于将秦汉制度与文化在岭南广大地区推广开来，极大地推动了南越国开发和封建化进程，由此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发展，并促使先秦以来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及其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远古以来，我国中原等地就盛产丝绸，南方楚国也多绢帛之物，楚人与南越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人员和贸易往来，使广州古称“楚庭”。秦汉以前，沿岭南沿海绕道今越南沿岸的海上贸易通道很早就已形成，后人将其称为“南海丝绸之路”（简称“南海丝路”）。以下相关证据可力证这条古老海上丝绸之路确实存在。

南海，地处太平洋西部交通要冲，具有天然区位优势与海上贸易条件。据南海考古发现，早在南越国时期，岭南已有海外贸易。这条南海丝绸之路进一步向西，可通波斯湾。由于早期南海丝绸之路只能沿海岸航行，因此秦汉以前，岭南沿海港口就拥有与海外进行通商贸易的区位优势。早在西汉时期，交州北部湾诸港口，如合浦、徐闻，尤其是腹地广阔的合浦，因各种原因（如前分析），比番禺要更具有贸易优势。尽管如此，在广州越秀区等地，还是发现了有关南越国及其南越人通过番禺航海的考古资料。

1982年，今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一带发掘出土了南越国王墓，发现不少与海外通商贸易有关的珍贵遗物，丰富了秦汉南海丝绸之路及其贸易的认识。南越王墓出土的镂空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遗物，都与海外贸易有关。陵墓主棺的银盒，其造型、纹饰风格与波斯帝国某些金银器类似。金珠泡饰，其焊接工艺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接法相同。在陵墓西耳室，还出土了五只象牙，属非洲象牙，应从海外贩运而来。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几路大军平定南越，汉朝开始拥有这条通往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通道。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可达今斯里兰卡。当时汉朝使团“夹黄金、杂缯而往”，②以此交易海外珍奇异宝，这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海输往海外的较早记录。此外，隶属黄门的“译长”在海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开创了朝廷委派宦官来管理海外贸易并将其纳入宫廷财政之先例。

秦朝至南越国时期，番禺已拥有相当大的造船规模及很高的水平，这是南海丝绸之路逐步兴起的运输条件。1974年和1994年，人们先后在广州市中山四路一带发掘出土秦朝造船工场船台遗址，首先发现一处大型古代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判断其为造船工场遗址。1977年由新华社播发消息，正式向外界报告其为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这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考古的一件大事。自公布以来，它一直为考古等各方面人士所关注。

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这一词条，并为各种学术著术所引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较为巨大的规模和较为先进的船台结构，表明中国二千多年前造船业的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己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96年12月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上，也称其为“秦造船遗址”，但存在年代却大大缩小了范围，因此遗址上又发现南越国宫苑建筑遗址，故将“造船工场”存在时间的下限定在南越国之前。由于相关证据并不完全充分并存有一些矛盾，因此目前学术界对以上遗址还存有争论，主要有船台说、宫殿说两种不同说法。

目前一般认为，船台说较为合理，证据也较充分。由此可证明：秦朝至南越国，番禺已成为能够成批制造内河或沿海航行船只的重要造船基地。当时海内外商队就乘坐这样的海船，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岭南沿海诸港出发，经由南海通往东南亚，又经印度洋向西航行，远达今斯里兰卡。外国商人或使节也沿着上述航线往来于交趾沿海或由合浦等始发港进入中国内地。汉桓帝时，大秦王安敦派使团由海路来到日南，入汉朝，进献象牙、犀角、玳瑁等。虽有学者怀疑这一使团的真实，但当时东西方之间已有海路通道应无疑问。由此反推可知，当时应已制造出适合航行的海船，使南海丝绸之路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

汉晋以前，合浦、徐闻作为最早始发港或中转港的地位虽已毋庸置疑，但从考古发现看，汉晋至南朝时期，番禺（广州）也是岭南沿海重要出海口，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反映在历史文献中而已。而南朝以后，徐闻、合浦的始发港地位就已逐步被番禺（广州）所取代。

番禺地处西江与北江、东江的交汇口附近，南面濒临南海。它作为岭南水运枢纽，可谓自然天成。

番禺这一地名起源甚早，战国晚期已有。如《淮南子》记载秦始皇派50万大军进攻南越时，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5]。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6]当时全国十九个都会中，番禺便居其一。《汉书·地理志下》亦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7]

也有学者分析，当时番禺仅充当来自交趾湾各港市海外商品的转运，或从事来自东部沿海一带的沿岸贸易。^[8]仅是当时集散海外奇珍异宝的都会，虽还不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但具有对海上丝绸之路运来商品进行转运的重要功能。从考古发现看，番禺本身具有出海口和内港的功能，通过西江、北江和东江，停泊于番禺的商船可与岭南各地甚至五岭以外相互沟通，由此也可浮海而出，进而抵达南海沿岸各地甚至东南亚诸国。就番禺所处地理位置和环境要素看，它后来取代徐闻、合浦的始发港地位，进而成为南海交通枢纽，势所必然。

2.徐闻

汉武帝派兵从合浦、徐闻出发，进攻海南岛建立儋耳、珠崖两郡。据《汉书·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9]

《水经注》引王氏《交广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晴朗无风之日，迳望朱崖州如困廩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10]

徐闻位于雷州半岛南端，紧靠琼州海峡，从秦汉以来就是南疆重镇、陆路驿站、海道要津和滨海县治，这里曾是雷州半岛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控制海南岛的重要城邑。因其位置独特，故成为历史早期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汉代徐闻开始崛起，至三国东晋南朝，对外贸易都相当发达。

据考古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西合浦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岛发现的汉代，以及汉以前的文化遗址多达二百余处。根据徐闻出土的东汉墓葬，广东省博物馆认为，两汉时期，徐闻是我国驶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船出发港，又是广东大陆通向海南岛的门户，在广东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11]

据《汉书·地理志》：“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其中的“大州”指海南岛，说明从合浦经徐闻至海南岛是西汉重要通道。另：“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说明徐闻排在合浦前。

西汉武帝以前，因北方匈奴堵塞陆路交通，使南方海上通道尤显重要。而徐闻地处琼州海峡对岸，是当时近岸船舶沿海岸航行必经之地，因而发挥重要作用。

徐闻出现于史籍是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关于汉代徐闻县治，有大量史籍、地方志可考，并有不少文物、遗址可作为证据。如：

《汉书·地理志》中关于“徐闻”的记载有以上两条。(www.xing528.com)

《旧唐书·地理志》：“徐闻，汉县。隋置隋康县，贞观二年改为徐闻。《汉志》曰合浦郡徐闻县南入海，达珠崖郡，即此县。”

《元和郡县志》（金陵书局校刊本）载：“徐闻县，下。案本汉县名……县南七里，与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对约百里。”此处“县南七里”指唐徐闻县治（麻鞋村）南七里，即为汉徐闻县治。

明万历《雷州府志·建置·城池》亦载：“徐闻县城。汉元鼎置县海滨讨网村。”清嘉庆《雷州府志》与宣统《徐闻县志·建置志·城池》条所记与明方志相同。清宣统《徐闻县志·舆地》亦载：“龙泉淡井。县西南三十里讨网村，即旧县地。当临海，峙三墩，中有淡井号龙泉。”

由以上史籍和地方志可知，汉徐闻县治在今徐闻讨网村，并有唐徐闻县治和清徐闻治作为座标，同时有方位和距离作为参考。考订汉徐闻县治位置，就可推定汉代徐闻港的位置。

除文献记载外，还有徐闻出土各种文物及遗址可佐证。从20世纪60年代起，徐闻一带先后发现众多汉墓，出土大量文物。如1993年徐闻二桥南湾仕尾发现墓葬、灰坑、房屋、遗址、水井、烧土面及柱洞等遗迹，还出土一件水波纹折腹盘以及陶斧口沿和陶碗、陶网坠等。以上汉墓群和建筑构件及生活用品，都为徐闻的特殊地位提供重要证据。而这一地位反过来也有助于提升徐闻汉代文物的科研与考察价值。

汉武帝拓展海疆前，徐闻港应已形成，在西汉设立徐闻县后，港口又有进一步发展，并崛起成为南海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交通形势看，徐闻港扼守琼州海峡咽喉，东连闽、浙，西经钦、廉，向南出琼崖可至西沙，向北也可经合浦等地深入内陆腹地。

古时由徐闻港出发，绕道合浦等重要出海口和始发港，再进一步由越南沿岸航海南下，可到达今东南亚各国、印度、阿拉伯及东非各国。它是汉代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商船远航的启运港，但据前述考古发现，当时番禺、合浦地位也很重要，都可作为始发港。笔者认为，徐闻应是南海丝绸之路重要的中转港，既是中国商船必经之地，也是海外大秦（古罗马）、天竺（古印度）、波斯（古代伊朗）等国商船到达中国的重要中转港。因此，汉徐闻港不仅屯有大量海外货物，还有众多中外船舶停靠于此，由此补充海运必须的淡水和食物，再进一步远航。因此，徐闻港就成为汉代我国南部最重要的中转港和货物集散地，也是南海丝绸之路中仅次于合浦的重要始发港之一。

因此，笔者认为，当地在开发本地文化资源和遗产时，可定位在“南海丝绸之路最南中转港”上。

3.合浦

西汉时期的合浦，不仅是南海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也是合浦郡治。关于汉代合浦郡治，胡运动先生认为应在今浦北县泉水镇旧州村，并指出“合浦郡初治徐闻”“汉代合浦郡治今合浦县廉州镇”二异说的错误。^[12]

从历史沿革看，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与西汉合浦郡治、合浦古港遗址以及相关遗址等问题紧密相关。

合浦在广西北海一带。汉合浦郡管辖范围很大，今北海地区仅是其郡域一小部分而已。据《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说明除日南沿岸外，合浦、徐闻曾为南海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所以会这样，有诸多原因。

汉代合浦郡南临北部湾，其漫长的海岸线向西延伸至今越南北部，向东可达广东雷州半岛，其管辖范围包括今广西北海、防城、钦州及浦北、灵山、玉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等市县。合浦郡自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河流纵横，海域辽阔，非常适合古代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合浦气候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四季如春。日照充足，海岸线曲折，天然港湾较多，自东至西较大港口有英罗港、沙田港等。正因合浦具有优越区位及适宜环境条件，才使其成为汉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和出海口。

正因为如此，秦汉统治者开始重视对合浦的开发。据研究，秦始皇在征服南越时，遇到顽强反抗，遂命令开通灵渠，使秦军获得粮食和兵力补给，也为秦军获胜打下基础。灵渠使长江和珠江流域联通，从合浦出发，上溯南流江、北流河，就可与以上水系相连，这就为合浦的对外开放提供可能。此外，汉武帝对合浦也很重视。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平定南越国，设九郡，并设置交趾刺史部总领各郡，合浦郡为九郡之一，下辖五县：徐闻（今海康县）、高凉（今茂名电白一带）、合浦（今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地）、临允（今新兴县）和朱卢（今海南琼山县境）。其中，合浦已成为岭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

秦末汉初，中原大乱，大批汉人南迁岭南，经由以上通道到达合浦，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汉文化带到此地，由此促进合浦经济和文化发展。由于合浦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故汉初几十年间，合浦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当时合浦不仅是茶叶、珍珠、丝绸、陶瓷产地，也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以上物产为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合浦造船技术也很发达，水平很高，船舶规模也很大。据《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和《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可知，“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大铜鼓上刻划的船，船身窄长，首尾高翘，船身中部有12道横梁，船后有尾梢，船下有锚。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鼓上有羽人划船纹6组，船身两头高翘，船身颈长呈弧形，每船有八九或十一人，有数人划桨，船后有人搬梢”。合浦造船业的兴盛，不仅为内河航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武帝开展大规模海外贸易提供了运输工具。

由上可知，汉代合浦区位优越、腹地广大，具备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是当时国内外物资集散地及对外贸易重要口岸，在北部湾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都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秦汉时期，在岭南沿海贸易大背景下，南海沿岸诸多港口中当以合浦最具优势。它是南海丝绸之路最早、最繁荣的始发港和南海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合浦对汉朝发展海外贸易曾发挥重要作用。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途，曾出土很多文物及遗址，合浦也是如此，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重要考古证据。如合浦县城作为昔日郡治与繁华港口所在地，使县城周围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墓葬群，据测算有近万座之多，是我国沿海最大的汉墓群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合浦共发掘汉墓200多座及大批窑址、城址，出土文物数万件，多与海外贸易有关。这些珍贵物证，不仅证明南海丝绸之路确实存在，而且说明合浦在海上通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首先，从这些遗址、汉墓出土的汉代文物相当丰富。据熊昭明的《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当地出土多种文物，如琉璃、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金花球、香料等。梁旭达等的《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同样记载。其中有些文物并非我国出产，而是来自丝绸之路沿途贸易国家，都可说明合浦是海外商品集散的重要港口。

除上述文物外，还发现许多遗址、墓葬。“合浦汉墓群全国最大。古汉墓群遍布县城廉州镇北、东、南三面，东西宽约5千米，南北长约18千米，面积达90平方千米，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连片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汉墓群。”^[13]至于汉墓数量，据调查，仅地面有封土的汉墓就达六千多座。^[14]多为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的墓葬。

合浦的汉窑也是全国罕见。自1987年以来，合浦县在廉州镇草鞋村、老哥渡、福城上下窑、山口罗美、北海匙羹岭等周边地区，先后发现多处汉代陶瓷窑址，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

此外，还有县治、码头遗迹可为佐证。尤其是古港码头的发现，为合浦作为西汉南海丝绸之路始发港提供了充分证据。

以上大量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证据都可以证明，汉代合浦在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有着重要地位，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始发港和出海口。因此，笔者认为，当地在开发本地文化资源和遗产时，可定位在“南海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上。

4.岭南沿海其他港口——揭阳

揭阳曾是潮汕沿海最早开发的港口，也是秦汉时期从海上攻打番禺的必经之地。据《史记·东越列传》载：“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原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15]由此可见，早在潮州和汕头出现之前的西汉武帝时期，揭阳就已是南海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停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