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

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34]，大国博弈加深，世界风云变幻，地缘政治问题时有升温，新的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利益关系的复杂缠绕、信息技术的全球扩展，整个世界的联系又日益加强，愈发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复杂多变又乱象纷呈的国际秩序，如何妥善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问题，建设一个稳定安全的美好世界，成为了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月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提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需要中国用行动去回答。作为21世纪新兴崛起的国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塑造国际关系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并且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所倡导的价值取向，要给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种“确定性”，为建设更加安全和谐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要从全球视野出发，“从利我诉求到利他关切，从民族视角到全球关怀，从历史经验到未来诉求，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价值共享”^[35]。加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有效传播，就是要对世界出现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问题给出中国方案，倡导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共赢思维，应对发展赤字。习近平总书记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国家的内部发展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的发展问题，求发展是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共同愿望，如何发展是各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当今世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弱小国家在全球化一开始的时候就处于被动地位，处于全球化体系的边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福利，反而变得愈加贫困，全球化的财富愈益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富国与穷国、富者与穷者的矛盾对立更加明显，“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激烈。然而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实现全球经济的普惠发展，需要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中国倡导建立更加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反对经济发展中“以邻为壑”的做法，要让全球化随着金融、贸易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倡导二十国集团要担负起更多的历史责任，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并且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开创了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模式，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赤字的化解。

倡导和合思维，应对和平赤字。自二战结束以后，国际整体局势以和平为时代主流，但是世界局势并不太平，人类社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和平赤字。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于世，它们打着“人权”与“民主”的幌子，对有利益分歧的国家干涉内政，美国出兵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就是其借助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干涉别国内政以实现自己政治图谋的不轨行径。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势力近年来又日益猖獗，世界各地频繁爆发恐怖袭击事件，恐怖主义的阴霾笼罩全球；此外，由于领土争端、宗教派别、种族差异、利益争端等各种问题导致世界局势冲突不断，区域性战争此起彼伏，人类的安全问题面临着极大威胁，和平赤字极其严重。然而世界和平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同努力。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并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进入21世纪后提出的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都体现着中国倡导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建立持久和平的世界，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用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争端与分歧；反对倚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要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国际社会要统筹应对一切安全威胁，携手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倡导公平思维，应对治理赤字。治理赤字既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大问题，也是引起发展赤字与和平赤字的一大原因。因为只有在不够公平的国际治理体系下，才会凸显更多的矛盾问题。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但客观上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不合理、不公平的局限。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力量消长，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矛盾的日益凸显，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已无法有效解决很多全球性问题。于是，“国际公认的结论是，全球治理赤字是现实，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全球治理却严重缺少全球治理，目前的全球性机构没有发挥出全球治理的应有作用”^[36]。中国智慧如何贡献全球治理呢？在世界深入转型之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跨越式提升，一方面在加速自身嵌入式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去，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在推动世界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提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倡导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发展的红利；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国际性组织探索全球化升级版的发展路径，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切实履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职责，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消除贫困、防止核武器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主张，这些都体现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意向所指，为世界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注释】

[1]参见门洪华：《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3]《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新华网，2013年6月26日。

[4]徐牧：《大变局：中国模式的崛起与西方模式的衰落》，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5]参见赵银平：《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理论导报》，2016年第8期。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

[7]张文东：《文化传播：基于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光明日报》，2017年8月23日。

[8]陈先达：《文化自信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

[9]参见张蕴岭主编：《中国与世界：新变化、新认识与新定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10]参见刘昌明、李慧明：《世界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转型》，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

[11]参见孙居涛、戴德铮主编：《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12]参见孙居涛、戴德铮主编：《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13]参见郑科扬：《文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战略的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5日。

[14]参见陶坚、林宏宇主编：《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5页。

[15]See 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l.

[16]［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美］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9页。(www.xing528.com)

[17]孙来斌主编：《中国梦之中国复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3页。

[18]参见陈健：《中美关系发展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

[19]金灿荣：《和平发展：大国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0]参见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在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

[21]参见李东燕：《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

[22]参见周鑫宇：《中国国际责任的层次分析》，《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2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26]《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6～447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

[29]参见项久雨：《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三大目标》，《人民论坛》，2017年第19期。

[30]［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32]参见项久雨：《莫把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人民日报》，2016年3月30日。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34]宋涛：《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

[35]王义桅：《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36]庞中英：《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决——中国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