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思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先胜”是《孙子》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孙子在《形篇》中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又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又说：“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简言之，“先为不可胜”就是在战前做好各种战争准备，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力量对比上造成“以镒称铢”“胜于易胜”的有利态势。“先胜”不但是确保战争胜利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的实力支撑。

“先为不可胜”的含义很广，包括了战争准备的方方面面，但是，具体从哪些方面进行准备，《孙子》却并无具体论列。从《孙子》的思想体系来看，起码包括“知战”“备战”两个方面。“知战”是对敌我形势的了解和比较，进而对战局做出准确的预判。《孙子·计篇》所讲五事七计——“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谋攻篇》中“知胜之道”的五个方面——“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等等，都是“知战”的重要内容。“备战”是对战争的全要素准备，即孙子所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具体而言，不但包括团结将士、严明赏罚、训练士卒、利用天时地利等，而且包括武器装备（军无辎重则亡）、后勤供给（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方略谋划（众寡之用、攻守之策），等等。

宋代《孙子》注家自觉地将“先胜”与“知战”“备战”等思想串联在一起，丰富了对“先胜”思想的理解。如张预解“先为不可胜”为“知己”，解“以待敌之可胜”为“知彼”。王皙解“先为不可胜”为“修道保法”。何氏认为“胜兵先胜”要“先定必胜之计，而后出军”，强调“先谋”的重要性。这些解释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孙子》思想都有积极意义。

许洞《虎钤经》对《孙子》“先胜”思想做了全面的阐发，提出了三和、三有余、三必行之说。他说：

《孙子》曰：“胜兵先胜。”谓先定必胜之术而后举也。何谓必胜？许洞曰：先务三和，次务三有余，次务三必行。何谓三和？曰：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国不和则人心离，军不和则教令乱，阵不和则行列不整。不先务此三和之道，我其可战耶？何谓三有余？曰：力有余，食有余，义有余也。力无余则困于斗，食无余则怠于时，义无余则吏士怨。不务三有余之术，师其可动耶？何谓三必行？曰：必行其谋则奸机不成，必行其赏则好功者不爱其死，必行其罚则有过者不归咎。不能务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耶？是以知善务和者公无私，舍小惠务大惠；善务有余者力诸事而不自怠；善务必行者兴勇断、去犹豫之谓也。举是九者，务令预定之于前，则万变千机，然后动乎其中矣，率此以御敌，未有不胜者也。故曰，胜兵先胜者，胜在我也。其在夫《易》曰：先天不违之义也。（《先胜》）(www.xing528.com)

许洞所讲“三和”显然本于《吴子·图国》的“四和”之说，其他“三有余”“三必行”则是许洞个人的见解。他将这些因素归为不同的层次，全面概括了军队的物质准备、精神准备、智谋方略、严格治军等方面，不但使《孙子》的“先胜”思想具体化，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义有余”的思想。如前所述，《孙子》并不强调“义”在战争中的作用，这也正是它被儒家学者所诟病的关键之处。“义战”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师直为壮，曲为老”^[22]“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23]等论述。儒家更是对“义战”格外重视，《孟子》所说的“以德行仁”“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24]，都包含着“义”的成分。“义战”思想不断发展，到宋代，“以仁合众，以义济师”^[25]已经成为学者普遍认同的观念。客观地讲，战争的正义性对于争取民心、鼓舞士气，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构建战争伦理、节制战争也有着积极意义，是中华民族战争智慧的宝贵财富。许洞结合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特点，在对“先胜”的论述中加入“义有余”一项，是对《孙子》“先胜”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宋儒对“先胜”思想多有肯定，每论及边防战备，常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为说。如北宋时期，毕仲游曾说：“古今兵法累至数千万言，而其要切与可施于当今者，止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数言而已。”^[26]他据以提出了对西夏修筑城寨、坚壁清野、伺机进筑的方略。南宋绍兴四年（1134），吕祉升任知建康府，他在内殿奏对中说：“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后治人。兵家之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接着，他从形势、军政、守将、屯田、通货、省费、谨赏、民兵、斥堠、间探等十个方面论述了“先为不可胜”之法。^[27]辛弃疾《美芹十论》中说：“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察情》）宋儒诸如此类的议论还有很多，有些很有见地，但更多的是老生常谈。

值得注意的是，宋儒论“先胜”往往不局限于具体的战争准备，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讨论，以“政胜”作为“先胜”的重要条件。如李觏认为，“先为不可胜”就是要“内自修”，而“自修”的内容则是“德、刑、政、事”^[28]，主要指政治，而非军事。李焘在论及三国时期魏吴斗争时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孙子》谈兵之雄，而其法以‘知彼知己’为要。‘知己’欲其自治，‘知彼’欲其乘衅。彼己之势，自治为先。敌之力虽敝，而吾力不全，敌之政虽乱，而吾政未修，则方自忧之不暇，何暇以谋人？”^[29]他所讲的“自治”，既包括了军事，也包含了政治。《孙子》虽然也讲“修道而保法”，讲“令民与上同意”，但其“先胜”思想的要旨在于增强军事实力，宋儒将之提升到“政胜”的高度，则反映的是儒家以政胜为战胜之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