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复行科举，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与“五经”列为主要内容，并实行士子各择一经应考的制度。明清易代之后，科举制度沿袭前明旧制，继续推行分经试士。“五经”并试这一新型试经制度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经学知识考查的广度，增加了士子诵习识记的数量，实而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士子要想在科场夺魁高中，就必须加大对“五经”修习的时间投入。
自汉武帝为“五经”置博士弟子，“五经”便成为历代选官制度所主要考查的内容，尤其是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五经”更是科考中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唐代科考中便有明经科。虽然一度明经取士与诗赋取士存有争斗，且诗赋取士占据上风，但是儒家经典的考核一直是考核的主要内容。元代复行科举，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与“五经”列为主要内容，并实行士子各择一经应考的制度。明代在此基础上，将分经试士的制度进一步发展。明清易代之后，科举制度沿袭前明旧制，继续推行分经试士。在分经试士的这种制度下，士子选择儒家的五部经典并非均匀选择，而是在运行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多寡不均的局面，修习《易》、《诗》二经的人数最多，而修习《春秋》、《礼记》的人数却很少，以至于《礼记》有“孤经”之说。这种分经试士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人对某一经的深究钻研，但同时也造成了旁经不通、经学根柢浅薄的弊端。
随着分经试士制度的运行，其弊端日渐明显，不仅不利于敦崇实学，崇尚经术，而且分经阅卷易滋生关节，有碍公正。鉴于此，到乾隆朝后期，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谕令停止分经阅卷，所有试卷均匀派发。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高宗又决定停止分经试士，改行“五经”并试。“五经”并试这一新型试经制度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经学知识考查的广度，增加了士子诵习识记的数量，实而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士子要想在科场夺魁高中，就必须加大对“五经”修习的时间投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五经”并试对于矫治由明以来日益空疏的学风，倡导博经通史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乾嘉汉学的发展极为有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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