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习经：重新审视五经，

早在“五经”并试实施之前，提倡士人通经早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很多地方的学臣都在积极鼓励士人通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琇等遵旨详议科场事宜时，便建议童生内有能将经书《小学》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学臣应酌量优录。乾隆四年（1739年），陕西学政嵩寿允奏：岁科两试，于“四书”经义外，摘录本经四五行，令生童作经义一段，定其优劣。童生中有能背诵“五经”，兼通讲贯者，量行取进^[111]。乾隆八年（1743年），浙江学政彭启丰条陈考试事宜，奏请浙省岁科考试生童，“四书”题和本经讲义一场并试，但讲义大都就题敷衍，少有阐发，“诚不若条对诸说，剖析是非，不容假借，于经学之浅深尤灼然易睹”^[112]。乾隆九年（1744年），礼部议覆，嗣后，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113]。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广东学政翁方纲奏请，于考试生童经解时，如有能记新颁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三书之义者，准予一体录取^[114]。赵佑在督学两江时，针对生童考试经解古学所出现的抄袭雷同、毫无心得的现象，提出考试加以默经，“默经之法，本经在先，兼经居后。每经约二百字，不能五经者，四经三经亦可。《春秋》、《左传》合为一经，有能《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尔雅》者，许当堂自请。幼童请背诵‘五经’者，亦于是日备卷。默写无错误者，正场文理粗通，即取入学，以示鼓励”^[115]。

专经试士与“五经”并试，是试经方式的两种途径，其各自有其长短，且长短互补，专经试士的长处也恰恰是“五经”并试的短处，而专经试士的短处又恰好是“五经”并试的长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明清运行四百余年的专经试士制度，其积极作用便在于推动了士人对某一经书的深入研究，而其最大的弊端便在于不利于遍读群经，易造成诸经不通。乾隆朝后期所进行的试经方式改革即“五经”并试，便在于矫治长期以来士人习经只读本经，而不通旁经的积弊，以敦崇实学。应该说，“五经”并试对于士人通读经书具有较强的引导性。“先是，士各习一经，乡、会榜前五名，取每经之优者一人，至是始兼攻‘五经’矣。”^[116]士人要想在科场中取胜，仅凭原先揣摩数题，提前预拟的陈旧的习经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所有经书。如曾有四大书院之称的友教书院^[117]，规条之一为：

在院生童等，每日必读熟经文三百字。查《诗经》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应以一百三十六日读完；《书经》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以九十日读完；《易经》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以八十日读完；《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以三百三十日读完；《春秋》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字，以五十四日读完，共须六百九十日。不及两年，即能遍诵。监院按书按日，十日一令背诵，如有不熟，呵斥随之，责其再读。倘某经应读若干日者，倍其日，而犹不能背诵，则是志气昏惰，屏之出院。^[118]

可见，士子需要记诵的知识量有多大。美国学者艾尔曼认为，“五经”并试，意味着考生需要记忆大约47万字，为此士人要想成为进士、举人，就必须增加学习儒家经典的年数^[119]。为此，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中国基于记忆的“考试地狱”可以追溯到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个世纪，即1793—1898年。这种所谓的“考试地狱”使得士子对“五经”顶礼膜拜，尤其是那些资质鲁钝的士子，陈列“五经”朝夕参拜，以求感动神灵，使其心敏灵慧。如《咫闻录》中所记载徐氏：

徐友读书质钝志坚，恒记书一章，虽数十回，犹不能全领在胸，于是陈列“四书”、“五经”朝夕参拜，如僧礼佛人。或诽之，对曰：“吾资质鲁钝，经书不能记忆，拜而读之，或可有得。”独于鸡鸣时焚香占卦，工深朦开，忽焉会心，遂于《易》理洞然。^[120]

对五部经书遍读并且记诵，这远比以前士子专习一经要困难得多。在原先专经试士的时候，士子为了寻求捷径，经书往往不读，而是剿袭抄撮，删节经书。可想而知，当“五经”并试之后，士子为了求其功名，必然会更加寻求捷径。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很多迎合士子应试需要的“五经”注解之本。如许侍御在玉峰书院掌教时，便有《春秋揭要》以及《易》、《书》、《诗》、《礼》四经辑录，其用意便在于书院教学，以应对“五经”并试。“方今圣天子谕廷臣，请以‘五经’分年试士，海内操觚之家，莫不肄习群编，讲求赅备……学者非其素习，一旦欲尽通前人之说，岂不甚难？今得句梳字栉一目了然，而又荟萃古人切要之旨，以折衷御案，卷帙无多，所赅甚博，在见闻未广者，固当奉为圭臬。”^[121]再如在越中十分流行的坊本《五经旁训》，原本相传是上虞徐条夫在安徽督学时，以千金而购买的，原本详载经学传承源流，并有随文考据，对于童蒙初学入门大有裨益，但却因坊间翻刻删简，以至“讹文敚字”，“误人甚矣”。

坊本《五经旁训》，越中童塾盛行，以其书省经文皆大字接连便读也。相传上虞徐条夫前辈（立纲）督皖学时，以千金购之老儒，姓名不传。原本各经卷首，仿经典释文，详载传经源流，卷中上方并随文考据，精简不芜，使读者略识穷经门径，由此而求之注疏，津逮易入，亦接人用枻之意也。坊间翻刻乃尽芟薙之，仅刻旁训，则失之简略，且又讹文夺字，一不斠改则误人甚矣。^[122]

针对坊间出现的大量经书删节本，朝廷予以了严行查禁。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时任山东学政的翁方纲在条奏科试情形的折子中，称考试士子经解默经时，却于坊间所删经题内出题。乾隆认为，“五经”为孔子删定以垂教之书，岂可复加删节。于是，着令各省督抚、学臣予以查办，严行禁止。各地亦应将书坊删本经书，板片陆续呈缴销毁^[123]。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又下旨督促各督抚严行查禁，将删本起出，解京销毁，并且为了防止删本经书死灰复燃，规定各地三年汇奏一次。同年七月，戈源条奏岁试情形称，平阳、潞安两府学风为下，其原因在于坊间刻有不知姓名文字，称为《引蒙易知》、《学文正法》、《童子升阶》、《一说晓》、《三十艺》、《二十艺》等名目，通套鄙陋，随题可抄。

再者，“五经”并试也使得怀挟之风愈演愈烈。所谓“怀挟”，是指把范文或有关资料用种种方法带进考场^[124]。科场怀挟，是明清科场中最为常见的舞弊手段，但乾隆朝之后，夹带之风愈演愈烈。乾隆九年（1744年），都察院左副御史励万宗、贵州道御史孙灏均以科场夹带上疏言奏。对此，乾隆特下谕旨：

向来外场弊窦多端，士子怀挟文字入场，希图弋获，此等无耻之习，一日不除，则真才何由得出？今年顺天乡试，朕已降旨，严饬所司实力稽查。闻外省夹带之风亦复间有，不可不严行禁止，着各省监临、提调等官，于点名时严加搜检，片纸只字，不许携带入场，务使弊绝风清，毋得虚应故事。^[125]

当年的顺天乡试，乾隆皇帝便亲派大臣前往监看，结果竟搜出怀挟二十一人。为此，龙颜震怒，着将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的监试御史，除内帘外，俱交部查出议处，并要求各省尽心严查，务使作弊之人不得漏网。当年九月，礼部针对科场搜检专门详议，并载于科场条例中。但夹带之风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有所滋长，尤其是“五经”并试之后，如嘉庆十三年（1808年），顺天乡试查出吕字号之大兴县附生范士琪夹带“五经”细注小卷。道光十一年（1831年），给事中王云锦奏请，严禁书肆小本文策，以防士子怀挟之弊。据步军统领衙门查，搜出《文备》八本，又名《历科墨正》，内载“四书”时文，并载有登科秘诀，又《文选》五本，系“五经”时文；《文萃》六本，名《新增五经文萃》，各分名目，《易经》文曰文蔚、《书经》文曰文茂、《诗经》文曰文葩、《春秋》文曰文苞、《礼记》文曰文丛，内附有新策一本，还有《五经文钞》五本^[126]。这些小本文策，字体甚小，本三四寸见方，极易夹带。对于乾隆朝之后，怀挟之风愈演愈烈的现象，包世臣将其归罪于“五经”兼试，他说：

至于怀挟之风，实由乾隆中，陋儒妄以士兼“五经”为文物之盛，于是删摘蜂起，驯至士人不读本经。^[127]

晚清时期，“五经”并试所带来的士习不端、一经不通、剿袭剽窃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有一部分儒者又希望“复五百年专经之旧”。如包世臣说：

夫诵《诗》三百，明著圣训；《论语》半部，章在史册。孟子亚圣，尤长《诗》、《书》，荀子老师，只明《诗》、《礼》。汉儒兼通“五经”不过数人，况在晚近？阁下淹贯群流，天下所共推尚，若于从容造膝之时，详陈利病，必蒙圣明采录，不以固陋致疑，得以复五百年专经之旧。^[128]

也有人仿照朱熹分年试经法，提出了“分年试六经”的建议，如同治朝的王锡纶在《条陈科举策》中说：

或问三考，分出“五经”，则人仍必揣合，曰此正欲其分用功耳。古人三年通一经，此令三年通二经，如子科定为《易》、《书》，人自然习《易》、《书》；卯科定为《诗》、《春秋》，人自然习《诗》、《春秋》；午科《礼记》复与《易》相并，如此相周八年，而“五经”皆毕。且不妨加以《周礼》，定为“六经”，使大经小经相间，《易》、《周礼》为一科，《书》、《春秋》为一科，《诗》、《礼记》为一科，九年之中尽通“六经”，是全经之中，仍用专经之法，不较今之一时全通，而实无一通者，为犹善乎。^[129]

晚清理学家陈沣针对晚清科场之弊，提出了改“五经”时文为经解，“复专经之旧例”以及增为“九经”的建议：

今之试士，第一场以“四书”题八股文及八韵诗，第二场以“五经”题八股文，第三场对策。其法备矣，然行之久而有弊，有当改法者：其一，“五经”题当试经解也……今使之代古人语气，不能引证先儒之说，应试者挟一坊刻“五经”标题足矣。是适以困读书之人而便不读书之人，故曰“五经”题当改试经解也。其一，当复专经之旧例，又当增《周礼》、《仪礼》、《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九经”……班固曰：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经，三十而“五经”立。此殆以意为之，试问自汉以来兼通“五经”者几人？夫以二千年中寥寥无几人，而悉以责之天下科举之士，无怪其粗疏蔑裂，有通“五经”之名，而无通一经之实也。如曰不然，试问衡文者曾见“五经”皆通之卷乎？夫治“五经”而不通，不如治一经而通……如是，则经学必盛。试观乾隆以前专经之时，经学盛于今日，其效可睹也。^[130]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五经”并试制度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说，的确诱导了广大士子遍读群经，有效遏制了学风空疏、经学根柢浅薄的问题。但是，随着这一制度的长期运行，弊端也日趋暴露。一方面，士子为了寻求捷径，纷纷求助于坊间删节经本，不读全经。虽然这些考试用书，“大大简化了考试的内容和准备的工作，以辅助那些能力欠缺的士子，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考试须知和答卷技巧，给士子构建起一座更快更易在举子业取得成功的桥梁，使得原本艰辛的备考工作更加简易”，“却促使士子为求仕进而在举业之途上浮躁竞进，对清代的文风、士风和学风造成不良影响”^[131]，造成了“有通‘五经’之名而无通一经之实”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助长了怀挟之风，使得乾隆朝中后期之后的科场怀挟之风愈演愈烈，虽然清廷三令五申，一再严查严办，但是依然难以根除。

【注释】

[1]丁鼎：《礼记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0页。

[2]（清）张伯行：《濂洛关闽书》卷五《程子》，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第2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79页。

[3]（清）唐甄：《潜书》上篇下《五经》，见《潜书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九《选举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7页。

[5]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页。

[7]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五，《志》一百〇八《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20页。

[8]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69页。

[9]参见《元史·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18页。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11]（清）梁章钜：《称谓录》卷二十四《经魁》，吴道勤，邱运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464页。

[12]参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2册）卷一百〇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48页。

[13]齐如山：《中国的科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14]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82页。

[15]（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六，《志》一百〇九《选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37～3638页。

[16]《大明会典》卷七十七，《礼部》三十五《科举·乡试》，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2页。

[17]参见汪维真：《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源流考》，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第36～53页。

[18]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四《贡举》，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316页。

[19]参见《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十，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丁卯条记，“允礼部请，命会试取中三百名，不必分南、北、中卷，同考官用十八员。”但是在法式善《清秘述闻》中记载17人。

[20]《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六《贡举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5页。

[2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二，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甲子，见《清实录》（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9页。

[22]但法式善《清秘述闻》所提供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五十七年（1718年）、六十年（1721年）会试的同考官名单皆为32人。

[23]《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丙寅条，见《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页。

[24]参见（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十一《科试备考·增经房员数》，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第59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0页。

[25]《大明会典》卷七十七，《礼部》三十五《科举·会试》，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26]《大明会典》卷七十七，《礼部》三十五《科举·会试》，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2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82页。

[28]参见汪维真：《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源流考》，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第36～53页。

[29]（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十八房》，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0页。

[3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四《礼部·贡举·乡会同考官》，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31]（清）杜受田：《钦定科场条例》卷八《顺天乡试同考官》，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01页。

[32]（清）杜受田：《钦定科场条例》卷八《顺天乡试同考官》，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01页。

[33]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四《礼部·贡举·乡会同考官》，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34]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四《礼部·贡举·乡会同考官》，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35]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四《礼部·贡举·乡会同考官》，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19页。

[36]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四，乾隆十八年（1753年）三月庚午条，见《清实录》（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0页。

[3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〇三十，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月乙巳条，见《清实录》（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0～811页。

[3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七《贡举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6页。

[39]（明）邓显麟：《梦虹奏议》卷下《条陈科举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20页。

[4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九，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癸亥条，见《清实录》（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6页。

[41]参见（清）吴玉纶：《香亭文稿》卷二《上封事第一折》，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465页。

[4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〇三十《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上》，见《清实录》（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0页。

[43]汪维真：《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源流考》，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第52～53页。

[4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67册）卷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九《职官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669页。

[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09册）卷一万〇六百四十五《选举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13页。

[46]参见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701～703.

[47]（清）储方庆：《储遯庵文集》卷二《钱澹仟诗经文稿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48]（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二《诗经、易经各自一经》，石继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页。

[49]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283.

[50]参见吴宣德，王红春：《明代会试试经考略》，载《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第99～112页。

[51]《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第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页。

[52]（清）李雯：《蓼斋集》卷三十四《诗经制艺敘》，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53]（清）廖平：《知圣篇·卷上》，见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79～181页。

[54]《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三《三场试题》，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55]（清）焦循：《易广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87页。

[56]吴宣德，王红春：《明代会试试经考略》，载《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第99～112页。(www.xing528.com)

[57]（明）罗玘：《圭峰集》卷三《送饶及之分教望江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5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页。

[5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七《贡举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3页。

[59]（清）朱琦：《怡志堂文初编》卷三《〈诗经〉大义后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60]参见《龙溪县志》卷六《学校志·社学》，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09年版，第235页。

[61]（清）李霨：《大易则通序》，见（清）胡世安撰《大易则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62]（清）佚名：《清代粤人传》卷十一《儒林传·劳潼》，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1397页。

[63]（清）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十一《苏紫溪先生易经儿说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页。

[64]（明）万士和：《文林郎知新城县事怀南汤君建衡墓志铭》，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5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5页。

[65]朱次琦，朱宗琦等：《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恩荣谱·举人》，见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1166页。

[66]（清）李雯：《蓼斋集》卷三十四《诗经制艺敘》，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502页。

[67]（清）李雯：《蓼斋集》卷三十四《诗经制艺敘》，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68]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士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0页。

[69]（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见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5页。

[7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五，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丁巳条，见《清实录》（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2～393页。

[71]（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见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2～913页。

[72]（清）茹敦和：《周易小义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6页。

[73]赵尔巽：《清史稿》（第12册）卷一百〇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50页。

[74]沈俊平：《清代坊刻考试用书的影响与朝廷的回应》，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2年总第54期，第69～94页。

[75]（清）龚景瀚：《澹静斋文钞》卷六《图书解〈易经〉蒙训题跋》，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页。

[7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见《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0页。

[77]所谓程文，主要是指考官为进呈试录所作的文章，而墨卷，则主要是指举子场闱之卷。“有明以来，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举子之作为墨卷。”（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程文墨卷》，清乾隆五十五年湛贻堂刻本。）

[78]娄坚：《学方绪言》卷二《〈易经〉程墨文选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

[79]（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86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6页。

[80]（清）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二《路进士〈诗经〉稿序》，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页。

[81]（清）范方：《默镜居文集》卷一《〈诗经〉汇话自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29页。

[82]（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82页。

[83]（清）刘榛：《虚直堂文集》卷三《〈诗经〉纂序》，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84]（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三场》，见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1页。

[85]（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见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3页。

[86]参见（清）素尔讷等：《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书坊禁令》，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87]参见《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七》，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3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0页。

[88]《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四《禁止刊买删经时务策》，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8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八十八《礼部·学校·颁行书籍》，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90]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五，《志》一百〇八《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6页。

[91]参见（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三《五经中式》，见于亦时点校《归田琐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

[92]参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五经中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0页。

[93]（清）来集之：《倘湖樵书》卷七《五经应试》，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94]（清）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卷十五《五经中式》，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733页。

[95]（清）钮琇：《觚賸》卷四《燕觚·癸未榜》，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6页。

[96]（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五经中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0页。

[97]《增修胶志》卷四十一《人物志·列传三》，见《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695页。

[98]参见（清）缪荃孙：《艺风堂杂抄》卷一《记国初科举》，见杨璐整理《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9页。

[99]（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五经中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0页。

[10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〇九，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壬子条，见《清实录》（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页。

[101]参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五经中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0页。

[102]（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一《五经中式》，赵伯陶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页。

[103]参见（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科第》，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104]关于会试“五经”定额，《清史稿》（第12册）卷一百〇八，《志》八十三《选举三》记会试3人，与《高宗纯皇帝实录》记录不符。

[105]赵尔巽：《清史稿》（第12册）卷一百〇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59页。

[106]（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五经中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0页。

[10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见顾炎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108]（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九《五经中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0页。

[10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一月壬戌条，见《清实录》（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5～866页。

[11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九十五，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丁巳条，见《清实录》（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2～393页。

[111]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十八，乾隆四年（1739年）三月丁未条，见《清实录》（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2页。

[112]（清）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八《谨陈学政事宜折子》，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3～504页。

[113]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见《续修四库全书》（史书·政书类，第8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114]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七十五，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乙丑条，见《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6页。

[115]（清）赵佑：《清献堂集》卷六《试士规条》，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0页。

[116]《永安县续志》卷六《选举志》，见福建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117]友教书院，乃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修建，顺治十一年（1654年），巡抚蔡士英重修，延师课士，与白鹿洞、鹅湖、白鹭洲并列为四大书院。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王昶添建四间房屋。

[118]（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八《友教书院规条》，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119]参见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285.

[120]（清）慵讷居士：《咫闻录》卷一《拜五经题》，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第12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3页。

[121]（清）沈初：《兰韵堂文集》卷二《〈五经注说〉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122]（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四《〈五经旁训〉辨体合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123]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〇七，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六月癸巳条，见《清实录》（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5～916页。

[124]参见李树：《中国科举史话》，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02页。

[12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一，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己亥条，见《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5～846页。

[126]参见《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八，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壬午条，见《清实录》（第3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5页。

[127]（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九《却寄戴大司寇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042页。

[128]（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九《却寄戴大司寇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042页。

[129]（清）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三《条陈科举策》，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2页。

[130]（清）陈沣：《东塾集》卷二《科场议二》，见黄国声主编《陈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

[131]沈俊平：《清代坊刻考试用书的影响与朝廷的回应》，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2年总第54期，第69～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