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研究的综述与优化

对于清代科举的研究，应该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因为“本世纪最初20年谈不上什么研究，尤其是在清末将科举说得一无是处，人们还沉浸在科举革废前夕激愤情绪的余波之中，更是不屑于去拨弄这一‘历史垃圾’”^[71]。1926年，心理学家张耀翔在《心理》杂志上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此文以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录上的24451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进士的地理分布。此后，对清代科举进行的研究逐渐多起来。著作有章中如的《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年版）、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大公报社1933年版）等。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36年版）一书中着重对明清科举制度之异同进行了分析。周幹庭的《清代科举制度之次第》（《齐大学报》1932年第l期）、王楚材的《清代考试制度》（《西北公论》1943年第10期）对清代科举制度本身也进行了研究，而章乃羹的《清代两浙科第表》（《文澜学报》1937年第1期），陈谧的《清代瑞安选举人表》（《瓯风杂志》1935年第8期至第12期）等论文在前期进士地理分布研究基础上，又对区域科举情况进行了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而遭受冷落，而港台地区和国外则研究活跃^[72]。清朝末科探花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是凭借自己的体验与回忆撰写的，对清代科举制度进行追根溯源，对童试、举人的考试、进士的考试的规制、考官任用作了细致的叙述。台湾学者对科举研究比较注重，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清代科举方面的著作有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资料》（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年版）、叶伯棠《清代文官考选制度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年版）、刘兆璸《清代科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版）等。同时，也有学者编辑清代科举人物名录，如朱沛莲《清代鼎甲录》（中华书局1968年版）、李周望《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华文书局1969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中国大陆科举研究复兴，成果丰硕，多学科、多视角的科举研究如火如荼，蔚为大观。尤其是刘海峰教授首倡“科举学”之后，海内外人士共研科举的热情持续升温。从研究内容看，清代科举研究在继续推进制度考证和制度史研究的同时，科举群体的地理分布和科举人物的研究以及科举与政治、教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关系研究都有较快地推进，研究成果比较多。

科举是一种考试选官制度，因此科举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明晰制度的演变历史、设定与实施。除了科举制度通史对清代科举制度所做的考释外，关于清代科举制度方面的专著颇多。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书亦于198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明清科举制度的递嬗、清代的入仕与政府、科举制度下的教育、民风与士习、科举的废止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释廷试、童生试中的审音制度、宗室考试、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进士朝考制度以及学额的分配、状元的地域分布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与制度考证。邸永君的《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是当今国内一部系统研究清代翰林院制度的专著。作者对翰林院这一重大制度的源流、发展到结局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清代翰林与皇权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也进行了论述。关于清代科举制度本身的期刊论文数量很多，既有对清代科举制度作总体介绍的，如吴仁安《清代的科举制度》（《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赵钦一《清代的科举制度》（《史学月刊》1984年4期）、李琳琦《清代的科举制度探析》（《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3期），又有对科举制度作某一方面研究的，如吴吉远《清代宗室科举制度刍议》（《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郗鹏《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南开学报》2004年第1期）、李世愉《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陈光《论清代科举的复试制度》（《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8期）、韩芳《析清代的科举落第政策》（《理论界》2009年第11期）、何宇《试论清代科举中的翻译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刘上琼《清代科举经费的管理制度研究》（《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3期），等等。

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与效用，对古代社会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均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因如此，才吸引着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对科举制度如痴如醉。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谢俊美《常熟翁氏·状元门第　帝师世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任爽与石庆环合著《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中西官僚政治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相关的期刊论文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由于研究视角的下移，近几年区域性科举研究升温。以清代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著作有：庞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属于人物介绍性的书籍，对明清时期贵州的进士群体进行了详细描述；多洛肯《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历史传统的深刻影响、清代文教事业的兴盛与科举、清代浙江进士的盛况、清代浙江进士与文学发展等方面着手，用比较、统计、制作图表等方法，对浙江籍进士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及评价；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书的，充分展示了清代江西乡试的风貌，也是目前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江西乡试的专著。(www.xing528.com)

此外，由于清代是科举考试由盛至衰的朝代，科举考试呈现出了多样的面貌。既有自弊丛生的科场舞弊，又有面临欧风美雨冲击而进行的科举革废。学者们本着以史为鉴的研究取向，对科场案和废科举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影响颇为关注，从而使得这两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众多，可以说，几乎占据了清代科举研究成果的三分之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国荣《科场与舞弊——中国古代最大科场案透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

经过以上梳理，从当前清代科举研究状况来看，除了对清代科举进行制度考证外，对科举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也是众多学者的着力之处，且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但从研究所关涉的内容看，科举考试与学术文化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研究成果很少，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