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研究与优化

关于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卢前《八股文小史》对清代八股文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考据学对清代八股制义的影响^[85]。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曾有论及，他肯定了科举“从制度上把‘四书’作为惟一的制艺命题范围书籍”，能够使“孔孟言论深入人心”，“而且不少人都把它作为半辈子的必读书、或终生的必读书。这样孔、孟言论的普及面，可以说是无比广泛的”。同时，也指出了清代八股文对于理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86]。李树在《中国科举史话》的清代部分谈及了“乾嘉汉学和科举”，他以惠栋、戴震、段玉裁三人不顺利的科举经历，表明“八股文取士和学术研究之间是多么严重地相悖”^[87]。李帆《清代理学史》（中卷）第六章第二小节“程朱理学与清中叶的科举取士”，对程朱理学在清代中期科举取士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清中期的科举考试仍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标准，但因汉学的兴盛，致使理学在科考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88]。而由张昭军著的《清代理学史》（下卷），第四章第一小节“社会变动与理学衰落”中，专就晚清科举制度的革废对加速理学衰落进行了分析，在第八章第二小节“科举、教育与程朱理学”中又对晚清科举、教育变革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89]。杨齐福在《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的第四章第四节“学术风尚的转移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中，对晚清兴起的经世思潮和经古之学（乾嘉汉学）对八股文取士的冲击进行了分析^[90]，但其认为乾嘉汉学在清代科考中未占主要地位的结论，因缺乏充分论证而稍显武断。李兵在《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八章“清代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中对清代的“汉学”书院经学的讲授与科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学书院反对科举是相当有限度的，大部分时期汉学书院与科举之间保持着直接的关联”^[91]。赖玉芹的《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中国社会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康熙年间的制科——博学鸿儒科与清初学术转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论文方面，张杰在《清代科举家族与经学发展述论——以朱卷履历为中心》^[92]一文中，利用《清代朱卷集成》，从清代科举家族撰写的经学著作、日常从事的经学教育和家族出现的经学大师诸多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家族在经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93]。陈致《清代中晚期制艺中汉宋之别：以刘显曾朱卷为例》充分利用试卷文本来分析清代中晚期制艺中的汉学、宋学关系^[94]。李帆的《科举考试与清代中期的理学》（《长白学刊》2006年第5期）一文认为，清代中叶，虽然在科举考试中，程朱理学仍作为取士的主要标准，但由于汉学地位上升而理学地位下降，无形中使理学在科举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罗军凤的《清代〈左传〉经学与科举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认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规定科举考试废弃胡安国《春秋传》，而起用《左传》，不是因为乾嘉汉学的影响，而是因为胡传不为帝王所喜。孔庆茂的《论晚清今文派制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对光绪中期之后制义因受今文经学派影响，而大量出现《公羊传》制义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孙显军的《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对清代《大戴礼记》研习的热潮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科举对于促进《大戴礼记》的普及有着巨大的作用。张洪海的《明清科举文化对〈诗经〉评点的影响》（《东岳论丛》2011年第5期）认为，明清科举制度对《诗经》的评点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本的金原泰介的《康熙年间阳明学批判的流行》（《东方学》2004年第107集）通过当时的科举策论题中出现批判阳明学的考题的实际，从而判断康熙年间批判阳明学很流行，不仅是朱子学者，在应试者中也有大部分人持批评态度。水上雅晴的《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95]一文，则通过对乾嘉时期考官阅卷标准重视策问的变化，来考察乾嘉时期大量考据学者考中科举这一现象的原因，从而揭示了科举与考据学的深层关系，视角新颖，耐人寻味。其《乾嘉之学与八股文的关系初探》则对乾嘉时期的“四书”文受“汉学”的渗透进行了分析^[96]。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教授对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着力尤多，除了专著《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之外，《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等文章亦对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97]。(www.xing528.com)

通过以上对清代科举、清代经学以及科举与经学关系等三方面研究状况的梳理可以看出，清代科举与清代经学的研究在各自独立的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且都有向微观、纵深发展的趋势。对于科举与经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已有所关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内容依然较多地停留在宏观评论上，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具体到“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的研究，总体来看，日本和美国的学者研究较为深入，且充分利用科考试题等文献资料进行充分论证。就国内而言，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的研究虽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但研究成果较少，且处于零星、分散研究的初始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状况，笔者才将“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定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给本书提供了理论基础，也赋予了本书开拓创新的意义和乐趣。希望借此研究，能够对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补国内研究之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