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

由于晚清时期，汉学依然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和新的发展，使得晚清科举考试中，汉学类试题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乡、会试的后场的策问中。如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科广东乡试第三场的第一道策问题是关于“五经”知识的考查：

班固谓孔子好《易》为之传，传即十翼也，亦有目为《易》大传者，见于何书？经传所载卜筮、爻词，如千乘三去之类，非《周易》本文，何也……《周礼》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此三“正”并用也。其见于他书者，可类举欤？《月令》元日祈谷，元辰躬耕，帝藉用日用辰，能旁证其说欤？《仪礼》婚礼有主人揖妇之文，而《公羊传》云：婚礼不称主人，能会通其义欤？^[88]

第二道则是关于史书中“地理志”的考查，第三道是关于皇室“玉牒”之名由来的考查，第四道是关于历代图绘功臣于宫殿这一典章的考查，第五道是关于广东明代经学师承知识的考查。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科四川乡试，第三场第一道策问题主要是关于“四书”知识的考查：

《论语》多古文，以其出自孔壁，著于石经，字体未变。《孟子》则魏晋以下，传录滋，其字体与《论语》异者，可悉数欤……《孟子》私淑圣门，七篇中引孔子言，凡二十有九，其见于《论语》者有几？《论语》未载者，能博考诸书以证微言欤？《大学》多引经传，旁及谚语，《汤盘》一铭其即，虺诰之义欤？《中庸》礼仪或谓即周礼威仪，即礼仪其三百，果即《周官》之成数欤？三千之仪，果尽于十七篇欤？郑注礼器同异若何？^[89]

此题关于“四书”知识的问题，并非考查“四书”之义理，而是侧重考查字体之差异、篇章之不同，需要考生“博考诸书以证微言”。道光十四年（1834年）甲午科湖南乡试的第一道策问题，要求考生对经籍中物种、个别字词进行释义和比较。试题是：

《易》有取象，《诗》有比兴，《书》、《礼》、《春秋》名物不一，皆通儒所当考证。说卦震为龙，乾何以亦取象于龙？乾为马，坤何以亦取象于马？坤为牛，离何以亦取象于牛？鼫鼠究为何鼠？豚鱼究为何鱼？能一一言其义欤？鸟鼠同穴，《尚书》传与地理记，孰为得实？西旅贡獒与《尔雅》、《公羊》所言之“獒”为一物欤？《周南》之螽斯与《豳风》之斯螽，其文颠倒，皆释“蟲”之蜤螽欤？隰有六驳，是木是兽，毛公、陆玑之说能断其是非欤？六鹢退飞，杜注：水鸟鹢或作“”，可疏证欤？^[90]

显然，此道题需要考生用《说文解字》、《释文》等考据学所擅长的研究方法予以回答。再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甲午科江西乡试的第一道策问题：

《易》有孟氏、京氏之传，其遗文见于何书？以八卦为八索者，何人？康成注《易》多改经字，能胪举否？《虞书》九族有兼异姓，言之者有据，《礼记》以三位五，以五为九，言之者六宗，诸说互异，有谓宗读为荣者，五典克从，孔安国《传》本于左氏，程子《解》本于孟子，以孰为断？《洪范》五者来备，或言五，是又云五氏，果传习之差欤？《诗》之言“芑”者三，采芑、有芑、维芑，果一物欤？郑氏笺《豳诗》以应豳签三分，《七月》篇以当之，又有以《楚茨》、《良耜》诸篇分属雅、颂，能折中其说否？《春秋》五体之说，创于杜预，其目安在？六羽羽数，朱子《说》与众仲不合，以孰为断？昭二十五年，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人当做八，果传文之误欤？《周官》封国与孟子班禄之制不合，有所谓正封者，有所谓广封者，里数有二，有以方计者，有以袤计者，能畅言之否？^[91]

此题要求考生对“五经”之中存有争论的部分予以辨析。这种类型的试题需要士子平时有极为扎实的汉学功底方可解答。

与清代中期首场八股文受汉学影响一样，道光朝的乡会试首场制义中，汉学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如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会试，中式第十五名的安诗（江苏常州人）在其首场第二艺“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中关于“华岳”的考证：

岳者，五岳之总名，华岳，五岳之一也。然考之，《尔雅》河南华河，西岳，《周礼》职方氏，河南豫州，其镇华，正西雍州，其镇岳则二岳也。周分雍州，东南属豫，乃以华为中岳，岳为西岳也。西岳，禹贡之岍也。地连秦陇，即吴岳也。惟周都，雍故尊曰，岳也。以地载之，将有疑其重者，不知物载于地，皆地之所固有也。^[92]

房考官对此的批语为：“周始有五岳之名，援据精凿，疏通证明，汉学之最醇者。”^[93]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会试，中式第四名的申璠（顺天府大兴县人）的考卷，房考官的总批为：

精理内函，英光外溢，抒词则禀经酌雅布，律则蹈矩循规，洵称骨气高奇，体裁明密者矣。诗才俊逸嗣响，唐人经艺淹通，追踪汉学，五策允称赅洽，三场具见宏深。^[94]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道光朝的乡、会试中，汉学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十分浓厚的考证色彩。考官衡文取士的标准依然偏重淹经通史，根柢扎实。

咸丰、同治两朝，理学隆盛，但统治者强调首场八股文务以“清真雅正”为宗，从而使得首场八股文中汉学的色彩迅速褪去。这充分反映了汉学的衰落。但是咸丰、同治两朝的乡、会试策问中，依然有汉学考据类的试题。如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恩科山西乡试的第一道策问题：(www.xing528.com)

《易》有七卦、九卦、十三卦、三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何说？《易》遗文见《礼》记者一或谓即系辞，文何考？别有阴阳说与《周易》上下篇并传，见于何编……《春秋》三传、五传何分？前乎，孔子名“春秋”者，何书？后乎，孔子名“春秋”者，何考？《礼记》河间献王所得百三十一篇，何以刘向所校有二百十四篇？后之八十五篇，四十六篇，则自谁氏？^[95]

同时，晚清的汉学发展所呈现出的子学化发展趋势在科举考试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如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恩科殿试中关于兵备的问题。“《管子》春秋角试以练精锐，有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诸法。”^[96]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殿试策问题也提到：“《管子》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之方，《荀子》为将六术、五权、三至之道，能举其说欤？”^[97]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恩科殿试策问中关于储粮的问题为：“《管子》守国、守谷之说，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所言果有当欤？”^[98]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殿试策问中一道关于考核官吏的时务策，状元陆润庠对此的应答为：

唐虞之才为盛，而咨四岳、咨十有二牧、咨二十有二人，知人则哲，其慎其难。至夏而木铎徇于路，至商而风愆儆于位。遒人为宣令之官，木铎所以振文教，《左传》引之称为《夏书》。恒舞于宫，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墨子》引之，称为先王之书。皆所以激励臣工也。^[99]

随着“汉学”研究的诸子学研究日渐流行，到光绪朝，应考者在科考中运用诸子学进行答卷普遍流行起来。如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殿试状元陈冕在答卷首起便大量引用《管子》、《荀子》、《晏子》等书籍中的语句：

稽古匡时，固先务之急也。自后世性理之学，训故之文，河渠之书，铨叙之法，皆淆杂而失其真。承大对者欲科别其条，茂明其说，亦綦难矣。《管子》曰：先王之书，心之敬执。庄子曰：六经，先王之陈迹。《荀子》曰：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晏子》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帝者，抱蜀于上，儒者，讲德于下。斯王道正而百川理，天工亮而庶绩熙，一以贯之矣。^[100]

光绪十四年（1888年）戊子科江南乡试，中式第三十一名的江标的答卷，房考官对其第二场、第三场的批语为：

第二场，考核详明，援引宏富，非腹有五车书不能如是渊博；第三场，包罗廿一史以及诸子百家，洞悉光明，引据处触类旁通，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第五道用齐梁骈体，句句有典，渊博宏深，定是名手。^[101]

再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中式第二名的王同愈（江苏苏州府人）在其首艺题“子曰，行夏之时，承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中，引用了《列子·天瑞》“一变以至九变”的语句：

执裘冕无旒之说者，疑冕璪非隆礼，不知祀天之服，袭龙卷裘冕之旒，同衮冕也。推之肆类不颁月吉之文，搏拊可格，惟神之享，则所谓自一变以至九变者，律吕犹传故府也。^[102]

同年的殿试，状元张建勋在答卷中也引用了《管子》、《荀子》的语句：

《管子》曰：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荀子》曰：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10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清汉学虽然总体上走向衰落，但是在科举考试的试题中依然有较大的比重。这充分说明，作为清代主流学术的汉学在经学研究等方面依然有着雄厚的基础和势力，不可能迅速衰败而退出科举“领地”。“乾嘉时期形成的‘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接近近世的科学研究法，毕竟对学术界浸渍太深而不致中绝。”^[104]

也正是因为晚清科举考试中，汉学试题仍占有很大比重，才使得汉学的讲授依然有一定的社会需求。晚清时期，有很多专门讲授汉学的书院，如浙江的诂经精舍，广东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四川的尊经书院，等等。这些“汉学”书院专门以研习汉学为主，不教授八股制艺。如南京的惜阴精舍“仿西湖诂经精舍为惜阴书舍，延请山长，专课经解诗、古文词，举人与试焉”^[105]。广东梅县的崇实书院不考制艺，专门讲授汉学，每季一课，考课内容分经解经文、史学及杂艺、骈体和诗赋三类。四川的尊经书院以《学海堂经解》、《说文解字注》、《三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主要教材，不教授八股制艺。“经学必先求诸《学海堂经解》，小学必先求诸段注《说文》，史学必先求诸《三史》，总计一切学术必先求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此为主，以余为辅，不由此入，必无所得。”^[106]这些汉学书院之所以不教八股制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科举，反对士人应举，而是认为，对于大部分入书院学习的士人来说，已经掌握了作八股文的技巧，无须再行教授。张之洞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说：“世人应试而不好学，根柢日薄，而四书文日益不振。明诏使乡会场加意经策，而下无以应，故为此以养其原，以补其不足。若四书文大小场用之，各郡县书院课之，诸生无不习者，今复课之，赘也。且月增四书文一课，时日精力不能胜也。”^[107]可见，张之洞认为，如果再行教授八股应试之学，则会有违朝廷加意经策的用意，也会使士人根柢更加浅薄，四书文更加不振，再者，如果大小书院都课以四书文，则恐精力不支。而让士人学习汉学，更加有助于增强经学根柢，在科场中胜出。“根柢深而不工词章者鲜矣，工一切诗、古文辞而不能为举业者抑又希矣。其于时文有相资也，无相害也。或自为之可也，或应他书院课为之可也，岂禁之哉？况乎策论、诗赋便考古也，课卷用白折，习书法也。由选拔以至，廷试未有不视古学、楷法为进退者也。时文固所习，又益之以诸条，其为科名计抑亦周矣。”^[108]著名汉学家陈寿祺主持福建鳌峰书院时，为书院生徒开列了学习的书目，除了程朱理学类书籍，还包括很多汉学著作，如惠半农的《礼说》、惠定宇的《九经古义》、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段懋堂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渊如的《古文尚书注》、江慎修的《乡党图考》等，还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等史书^[109]。

总之，虽然晚清汉学在学术领域已走向衰落，但是由于其深厚的学术根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晚清的科考中仍占有很大的分量。而正是因为其在科考中的重要地位，才使汉学的讲授与学习依然有很大的群体。在晚清时期，一些汉学类书院即使反对教授举业之学，但是他们的汉学教学内容对于增强生徒的经学根柢，提高科场的及第率，是有很大帮助的。“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不仅未禁止生徒应举，而且其教学仍然有助于生徒应举，书院成了当地科举及第率最高的人才培养机构。至道光以后，书院的汉学教学有利于生徒应考成为包括汉学家在内的书院创建者和讲学者的一种普遍认识。”^[110]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晚清汉学学习和讲授的广泛性，对于推动汉学的持续发展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