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与桐城派的矛盾

谁曾留心18世纪的清朝文化政策史，谁就不能不对一个历史现象感到惊异。那就是在这百年间，相继在位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无不“以朱子之学倡天下”［30］，然而他们愈尊朱熹，愈使“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31］。康熙时代还出过汤斌、陆陇其、张伯行那样的理学“名臣”［32］，还出过李光地、徐元梦、熊赐履等好讲理学的高级大臣。但从雍正到乾隆，在这对父子统治帝国的七十七年中，连这类人物也越来越稀见。那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虽然爱讲“天理良心”，或标榜“中庸之道”，却比康熙帝更不喜欢道学家们的“讲”。因为一讲就会侵犯皇帝关于圣贤道理的解释权的垄断地位。他们更喜欢“行”，也就是善于揣摩君主意向，做好忠臣顺民。

在康熙晚年曾因文字狱牵连而被发配旗下充军的桐城人方苞，在雍正初得到赦免后便被皇帝派充此等角色。他把李光地当作楷模，小心翼翼，颇知趋避，而以钝直面貌出现，似已除去皇帝憎恶的“士大夫结习”［33］，因而在官绅动辄犯忌的雍正、乾隆之际，能够连连升官。最终乾隆帝发现他营私有据，并不清白，也只是贬官而迫其退休了事。他早已是著名的古文家，文章曾获三代皇帝赏识，又很会自我宣传，于是“虽未识程朱深旨”［34］，死后却被推崇为雍、乾间经术文章兼备的宋学宿儒。经他的再传弟子姚鼐的表彰，更成为“桐城派”的开山人物［35］。

桐城派与汉学家早有矛盾。还在乾隆初，年仅“而立”的皖派开山江永，在京与年及古稀的方苞讨论《仪礼》的疑难，曾使这位《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大折服”。此事明见于戴震、钱大昕分别所作的江永传［36］。因此，章炳麟把桐城派看作文士的代表，说是“文士与经儒始交恶”，时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后［37］，那是不错的。冲突直接开端于戴震和姚鼐，也已如前述。

应该说，在戴震于1777年去世后，姚鼐对他进行猛烈抨击，甚至辱及人身，而戴门弟子和朋友都报以沉默。一个原因，便在于乾隆帝标榜向用儒术，但前期重用的汉大臣仍然多为李光地的门生故吏，提倡所谓“正学”；其后开四库馆，也鼓励“朴学”，还默许纪昀等人讥评“假道学”，但文官考试中所用的经典诠释，依然是李光地、方苞等主编的甚么“折中”“义疏”之类。所谓朴学，在统治者眼里，是“学”非“术”，可以用来点缀“文治”，却不足以替代作为治心之术的“正学”。姚鼐自命为捍卫程朱道统的中流砥柱，著《九经说》、编《古文辞类纂》，攻讦汉学，以方苞、刘大櫆的继承人身份，竖起“桐城派”旗帜，自居是清代“正学”的集大成者［38］。在那些潜心考证的汉学家看来，此辈依仗权势，“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39］，岂足与校？以无言示轻蔑，自在意中。(www.xing528.com)

然而清代汉学并没有因为戴震去世而中止前进。相反，乾隆一代的帝国文化政策，将愈来愈多的才识杰出的士人驱入书斋，埋首经史考证。他们著书，或为谋食，或为自娱，罕有真想“经世致用”之意。但正是这班迂阔的书生，写出来的解经考史的种种论著，分开来看无不支离破碎，合起来看则可说此一拳，彼一脚，将五百年来高踞庙堂的“正学”，摧残得百孔千疮。危微精一，出自伪《书》；《大学》《中庸》，原非孔学。讲宋学而攻汉儒，乃属数典忘祖；是程朱而非陆王，可谓同室操戈。很难说清楚这类枯燥乏味的朴质见解的传播过程，但历史证明，“乾嘉以来，朝士崇尚汉学，崇学之士，翕然从风”［40］。当姚鼐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八十五岁高龄死去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桐城派已被众多“崇学之士”，下意识地排除在“国朝宋学”之外？人们不得而知。但汉学家在忍受他和他的支持者攻讦四十年后，已难以继续隐忍，则也是事实。

乾隆晚年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纂修官多半是汉学名家，其中讥讽道学的倾向已颇明显。那以后这名老皇帝沉湎于臣下颂声，已无心顾及学术争论。乾嘉政权更迭之际，首攻前朝权相和珅的王念孙，首揭乾隆末季弊病的洪亮吉，都号称汉学名家又都以事功著称。于是汉学家的形象顿时改变，似乎通经足以致用。更由于乾隆末的毕沅，嘉庆间的阮元，都久任封疆大吏，而都以彰显经史考证之学为韵事，遂使士林竞趋时髦。这就使江藩所谓“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形成另一种时尚。

熟悉清学史的江藩，既自居为汉学宗传，又忧心于汉宋纷争。他以为汉学家重视礼乐故训，属于“教化之本”，而宋学家不读汉学家诠释经传诸书，也不能阐明“性命之理”［41］。因此，他在作《汉学师承记》之后，又著《宋学渊源记》。他自称“藩为是记，实本师说”。师说，具见于惠士奇手书的书斋楹帖，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42］。《汉学师承记》还曾指名批评方苞。《宋学渊源记》则对桐城派采取回避态度，不仅没有只字说到方苞、刘大櫆、姚鼐，而且没有只字提及阴受桐城义法的阳湖派恽敬、陆继辂等人。江藩可能没有想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将桐城、阳湖诸家排除在“国朝宋学”之外，而卷首声明诸家著录与否的理由，给人印象则无非是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