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素享“禮義之邦”的美稱。禮文化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華文明的源頭，它孕育出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準則、完整的禮儀規範和優秀的傳統美德。
何謂“禮”？《左傳》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孔子以爲：“不學禮，無以立。”晏子則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由此可見，“禮”即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之秩序。傳統文化中“禮”的内涵極爲廣泛，既是道德參照、是非準則、教化手段，又關乎政治和人倫。“禮”貫穿中華民族的歷史，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
於是我們有了進一步的問題：何謂“家禮”？何謂“家訓”？“家禮”和“家訓”之間有何關係？家訓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家禮”指家庭内部的禮儀規範與倫理觀念。其中禮儀規範主要包括冠、婚、喪、祭等吉凶禮儀，以及其他居家雜儀；倫理觀念則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等倫理：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1]
“家禮”一詞，初見於《周禮·春官》“家宗人”職：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掌家禮與其衣服、宫室、車旗之禁令。
此處“家禮”中的“家”，特指卿大夫之“家”。周代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宗法封建制度，血緣關係和政治關係高度同一，大宗以子（嫡長子）繼父（也是祖父的嫡長子），繼承本家族的爵位、采地；以兄（大宗）統弟（小宗），大宗負有領導和組織本族的重任，小宗則分封别居，開枝散葉；從而尊祖敬宗，本支百世，以守宗祊。既然卿大夫之家實際上是重要的政治統治單位，大宗宗子同時也是封地的統治者，那麽他對自己的繼承者有所告誡，也是題中之義。例如周公誡伯禽、周公誡成王、周公誡康叔、范武子誡范文子，都是現任家長對本家族大宗繼承人在立身行政方面的告誡。在性質上，可以算家訓的萌芽，特點是：緣事而發，内容簡短，政治教導的色彩比親情勸誡更爲濃厚，並無成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多爲語録體，處於口語向文章的過渡形態。
宗周封建貴族制度在戰國時代已經瓦解，秦漢後逐漸消亡，中央政府致力於打散舊式貴族之家，建立以編户齊民小家庭爲基本單位的帝國。但是從西漢末年開始，到魏晉南北朝，又逐漸凝聚産生了世代傳經而又世代公卿的家族。這些家族的特點是憑藉傳承經學起家，逐漸進入樞府，取代漢初以來占據中央政府高層地位的軍功集團。加上東漢以來，政府規定，察舉孝廉須兼通經術，經明行修才能入仕做官：
初令郡國舉孝廉。……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2]
于是，這類經學家族的成員出仕更加容易，幾代家庭成員都有任二千石以上的高級官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韋腎韋玄成父子、弘農楊氏。魏晉南北朝繼承這一趨勢，提倡數代同居不異財的大家族，家族成員内部和有聯姻關係的家族之間互相汲引，逐步壟斷了政治，形成了門閥士族制度。士族除了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之外，還“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3]。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對待門第中人，“一則希望其有孝友的内行，一則希望其有經籍文史之學業。前者表現爲家風，後者表現爲家學”[4]。前述“孝友的内行”需要靠家長對子弟的教誡來培養，也就是“家訓”：
髫齓夙孤，不盡家訓。[5]
吴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不聞于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6]
又稱“隆家之訓”，説明當時人深刻認識到家族勢力聲望要維持不墜，端賴父兄悉心指導：
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7]
還稱“家門禮訓”，揭示了家禮與家訓的深刻内在聯繫：
（王儉）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按，指王儉叔父王僧虔）。[8]
而“經籍文史之學業”則依憑宗族内部對儒家經典的傳習、説解和實踐，以南朝最繁盛的禮學爲例：
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盧，以定皇代之盛禮也。[9]
可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訓”和“家禮”皆用於描述士族之家的家長對子弟的教導和家族内部的行爲規範，而且二者之間密切關聯，門閥士族更企圖將家族的學術影響擴大到國家層面。查考《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書·藝文志》中著録的這一時期的經學著作，讀者將會發現這一時期禮學和禮學中關於喪服制度的著作數量極多，而且著名禮家，也往往出身士族。儒家經典中的禮儀規範和倫理觀念，依靠士族的傳習和實踐，進一步固定和明確下來。因此這一時代家訓類文獻大量涌現，名稱繁雜多樣，西漢大多稱“誡子書”，仍不脱因事而發的舊套，主要要求子孫謹慎處世：
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下，各貽家戒。[10]
魏晉則名爲“家誡”，主要談論士人之間的交際之道這種更加具體細緻的内容。南北朝時名目尤滋，除舊有的“家誡”外，尚有“起居誡”、“昆弟誥”、“誡家文”、“庭誥”、“家令”、“教誡”、“家誨”、“門律”、“幼訓”、“家訓”等，特點是：主題上不僅限於倫理道德勸誡，從個人到家庭、社會問題皆予網羅，以儒家經典爲價值判斷準則，注重培養整體的家族道德和家風，坦然地討論區處家庭財産，個别家訓還論及宗教信仰問題，旨在建立理想的個人和家庭行爲模式。告誡對象也不限於個别子弟，而泛化爲家庭成員整體和未出世的後代子孫。也不再如兩漢誡子書一樣具體批評子弟之疏失（當然這一内容在南北朝家訓文獻中並未完全消失），議論範圍擴大到古今人物甚至文辭技藝。兩漢魏晉大多是單篇文章，南朝絶大多數也沿襲了這一形式[11]。顔延之《庭誥》[12]則是《顔氏家訓》問世以前，現存最長的單篇家訓，内容和《顔氏家訓》多有對應，但不像《家訓》一樣是多篇合集的形式。北朝則除單篇之外，出現多篇叢集，如刁雍《教誡》二十篇、甄琛《家誨》二十篇，形式上更接近於子部文獻。至顔之推《顔氏家訓》二十篇，則體裁大備，體系成熟，陳振孫稱“古今家訓，以此爲祖”，洵爲的論。後代家訓，基本不出顔書藩籬，甚至有人以顔書爲藍本而續作，直名《續家訓》。
魏晉時期的門閥士族入唐以後，雖然仍稱興盛，五姓之家地望清華，但唐中葉以後，逐漸衰敗。新興的庶族地主階層通過科舉制度，慢慢占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和漢代相比，唐代數世同居的大家族也不再是士族的專利，社會中下層也往往見之。“家禮”之“家”，從士族家庭擴大到更廣泛的庶民家庭，成爲家庭禮儀規範的通稱。這種規範性文本，被收在兩《唐書·藝文志》的史部儀注類，沿襲南北朝時的命名習慣，稱“書儀”而不叫“家禮”[13]，“儀”指家庭冠昏喪祭等大事要遵循的儀軌，“書”指這類事務的往來文書須遵用的範本，有固定的格式和用語：(www.xing528.com)
（盧）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14]
書儀是家禮的衍生物，是士庶之家日常禮儀和人情往來的指導性規範；後代有些名爲“書儀”的文獻，性質産生了變化，儀軌部分變少而書式部分增多，敦煌文書中比較常見[15]。而《顔氏家訓》這類文獻，《隋書·經籍志》未見，《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皆收在子部儒家類。
唐末五代，士族門閥蕩然掃地，宋代士大夫借鑒周代宗法制度和從《儀禮》中總結出來的四禮體系（冠婚喪祭）來重新組織家族，名稱相同而實質相異。司馬光的《書儀》、《家範》就是這種努力的産物。司馬光在《書儀》中主張儒家文化本位，批評了當時佛教和道教文化對家庭禮儀規範的影響。司馬氏本人學問淵深，《書儀》基於《儀禮》等先秦禮典的内容而成，對士大夫之外的庶民家庭而言實施難度過高[16]。朱熹《朱子家禮》在温公《書儀》基礎上進一步改造，儀節樸實，簡明可行，其適用對象越出了士人階層的藩籬，庶民百姓亦包含在内，承古開新，影響深遠，可謂宋以來傳統家禮的巅峰之作。從元至清，朱子《家禮》衍生出大量注釋、改編之作，由附庸儼然蔚爲大國。甚至明代禮學研究的主要致力方向就是家禮類文獻，以至於將考證作爲學術評判標準的清代學者直以爲“明人無禮學”。考察宋以後到清代的公私書目，家禮從史部儀注類逐步提到經部類雜禮類，家訓則分散在子部儒家、雜家、小説三個小類。
從上面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家禮、家訓類文獻和家族的發展彼此糾纏，共同演進。第一，周代宗法貴族湮没於秦漢，兩漢又形成新的經學世家，發展到魏晉，成为門閥士族，門閥最後的光芒在唐末消散後，宋代又産生了新興士大夫階層組織的模仿先秦宗法制的近代宗族。第二，傳統的儒家經典文化傳遞到更普遍的社會階層，儒家倫理下滲而成爲士族之禮儀名教，儒家禮典下滲而成爲士族之家族規範，這個過程中産生了家禮、家法、家訓類文獻。後兩者雖然是家禮文獻的衍生物，但隨着適用範圍的增加和作者思考實踐的深入，産生了獨立性，也開始體系化。由上述發展歷程可見，家禮、家訓類文獻和家族的發展彼此糾纏，共同演進。第一，周代宗法貴族湮没于秦漢，兩漢又形成新的經學世家，發展到魏晉，成爲門閥士族，門閥最後的光芒在唐末消散後，宋代又産生了新興士大夫階層組織的、模仿先秦宗法制的近代宗族。第二，傳統的儒家經典文化傳遞到更普遍的社會階層，儒家倫理下渗而成爲士族之禮儀名教，儒家禮典下渗而成爲士族之家族規範。這個過程中産生了家禮、家法、家訓類文獻，後兩者雖然是家禮文獻的衍生物，但隨著適用範圍的增加和作者思考實踐的深入，産生了獨立性，也開始體系化。不同於家禮這樣依托四禮體系的成體系的規範，家訓更傾向於一種人倫日用的個人化闡釋，但又有和家禮大致趨同的價值取向，因此内容複雜多樣。此類文獻發展到極致，就呈現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這樣的包羅萬象的形態，與《顔氏家訓》形似而神離。目録學家根據自己對文獻内容的理解和認識，歸入儒家、雜家、小説家三個類目中都有可能，明代《千頃堂書目》甚至将部分家訓放到了子部類書類，而《四庫全書總目》又拉回了子部雜家類。這一往一返之間，可見近古以來家訓文獻的複雜面貌，以及學者對它們的不同認識之間的張力。至此，我們可以大體瞭解家禮、家訓文獻的概念變遷、淵源所自，以及它們與當時家庭制度的互動。
我們選取《顔氏家訓》、《帝範》、《柳氏序訓》、《家範》、《袁氏世範》、《陸氏家制》、《續家訓》、《石林家訓》、《家訓筆録》、《經鉏堂雜誌》、《放翁家訓》、《鄭氏規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這一批北齊到明朝的十三種有代表性的家訓類文獻進行校點，向讀者揭示中國近古社會的家禮及家訓文獻的前身和成熟面貌。讀者可以藉此觀察到中國近古社會的家庭和宗族如何組織，如何運作，有哪些日常生活的細節，提倡和遵循什麽樣的倫理道德，受到什麽樣的社會新動向的挑戰，家族的領導者如何應對。古人在修身和齊家這一層面的困惑和思考，對今人也不無助益。
[1]出《易·家人卦》彖辭。
[2]《後漢書·順帝紀》。
[3]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頁。
[4]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香港《新亞學報》1963年第5卷第2期。
[5]《後漢書·文苑傳·邊讓傳》。
[6]《晉書·明帝紀》太寧三年詔。
[7]《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
[8]《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
[9]《宋書·傅隆傳》。
[10]《文心雕龍·詔策》。
[11]按，蕭繹《金樓子·戒子》輯録多篇往代家訓，似乎形式不同；但它只是輯録前人之文，蕭繹本人原創極少，所以性質上和下文提到的北朝的多篇叢集家訓有别，不當合論。
[12]按，顔延之《庭誥》全貌今不存，散見《宋書·顔延之傳》、《太平御覽》卷四二六、卷五八六、卷六〇八、卷六〇九、《弘明集》卷十三、《北堂書鈔》卷一〇九。
[13]按，《隋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雖然有題爲“家禮”的文獻，但此處之“家”實指東宫，“家禮”指東宫之禮。如徐爰《家儀》、楊炯《家禮》，在當時公家書目中，都和宫中、朝廷之禮排在一起。宋以後目録中，“家禮”才用於泛指家庭禮儀。
[14]出《新唐書·盧弘宣傳》。
[15]如署名鄭餘慶的《大唐新定吉凶書儀》、杜友晉《吉凶書儀》、《書儀鏡》。按，本次整理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就收録了一套典型的明人常用成熟書儀。
[16]《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四《論考禮綱領》：“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禮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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