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选官制度及其发展

官吏的选拔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十分重视选用人才。汉初官吏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沿袭秦代的军功爵制，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汉代的郎官包括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和议郎等，其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的侍从。如中央或地方官中有缺额，便由任职一定时间的郎官中选拔充任。文、景以后，由于以军功授爵而做官的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官吏一般是从郎官中进行选拔。郎官的来源一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职满三年后，可举荐自己的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如张安世、爰盎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为官的；二是没有市籍的商人，如家资满十万（文帝时改为四万），也可充任郎官，称“赀选”，如张释之、司马相如等属于此类。通过“任子”和“赀选”途径而做郎官的人中，虽然有像张安世、爰盎、张释之、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人物，但更多的还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就曾指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由于“任子”和“赀选”成为汉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故地主阶级中确实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反而倒没有机会作官。这种选择官吏的做法，对封建政府选拔人才极为不利，也不利于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三种新的选拔官吏的制度。

察举制。察举，就是由地方官吏考察后予以荐举。汉初，刘邦曾下过“求贤诏”，要求各地推选“贤士大夫”，文帝时，也有举“贤良”、“孝廉”的作法，但都没有形成制度。武帝即位后，董仲舒针对汉初以来选举人才的弊病，提出正式建立察举制度的主张。他主张由列侯、二千石郡守，每年从地主阶级中推举茂材、孝廉各一人。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前134年（元光元年）冬，令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不久，董仲舒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至此，文帝时举“孝廉”、“贤良”的做法被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最初，各郡国对举“孝廉”并不重视，有的州郡一年也不能举出一人。武帝在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下诏重申举孝廉的要求，并提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此后，各地才认真执行起来，察举制遂成为地主阶级入仕的主要途径。

征召制。对那些有能力或特别有名望的人，由皇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被征召的人，不仅有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有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如夏侯胜善说礼服，被召为博士、光禄大夫；著名的文学家枚乘年事已高，武帝便派人以安车蒲轮征其进京。汉武帝还把察举制与征召制结合起来，亲自召见各州郡举出的孝廉、茂材。武帝提出各种问题，如回答得令武帝满意，便可立即授以官职。与征召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即天下吏民都可上书言事，如有可取之处，即可授予官职。(www.xing528.com)

博士弟子。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五经》博士后，为了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又先后采纳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在长安设立“太学”，由太常选择18岁以上的地主优秀子弟充当博士弟子，共50人。此外，还经常由郡国选拔一些青年到长安同博士弟子一起学习。这些太学生学的都是儒家经典，每年进行考试，称为“射策”。凡能通过一经考试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异者可授予郎中官职，不合格的除名。除在长安设立太学外，武帝还令各地郡国皆立学校，即“郡国学”，就地培养人才。

由于汉武帝采取了这些选拔人才的政策，同时以一系列制度予以保证，基本上打破了功臣贵族、大官僚和大富豪把持仕途的局面，更广泛地吸收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用之材参加到政权中来。所以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人才辈出，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这些措施不但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而且也极大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了强盛的西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