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调查结果揭示林纾冤案未成立

以上所列举的是不完全资料，还有很多论文与书籍、辞典中都表达了相同观点。不外乎林纾不懂外语，并且将责任归于口译者。这样的一种认识，虽然没有写明来自何处，也就是研究者虽然没有举出郑振铎的名字，但可以看出是直接沿用了郑氏的观点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研究者在提出一个观点时，是否都亲自查证了资料呢？也许，对“权威”的看重影响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方法。在上述名录中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说法会对后来者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也不乏日本学者。他们首先受到的自然是中国研究者的影响，而后，作为著名学者的他们的观点又对后来人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何以能够相信现在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呢？那就是实证，是新资料的提出。

樽本问：“以往的文章都批评林纾将戏剧改成了小说。那么，是怎样改成了小说呢？按理，研究者应该讨论这一过程吧。可是，奇妙的是，没有一个人进行过具体的说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进行查证的事情么？”^[62]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采用了最老实的文本对照的方法。结果一目了然，二者的内容相差很远。如果每一个研究者都认真地将英文与林译进行对照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所谓林纾将原来的戏剧改成了小说的结论。

那么，究竟林纾翻译所用的底本是什么呢？为了得到这条书目信息，研究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简而言之，他亲手追查、亲眼验证了11种书籍，才得出了真正的答案。而这些版本，例如：（1）Charles Alias（editor） ＆ Herbert Sidney（illustrator）：Scenes from Shakespeare for the Young，Ent.Sta.Hall，London，1885.（2）M.Surtees Townesend：Stories from Shakespeare，Frederick Warne ＆ Co.and New York，1899.（3）Mary Macleod：The Shakespeare Story-Book，1902）等，全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国外书籍。怎样获取资料？值不值得花这样的精力去查找？因为很可能会一无所获，诸如此类的疑问，显然没有给他造成困扰。

结果显示，林译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底本是奎勒·库奇的小说化书籍《莎士比亚历史物语》（Quiller-Couch：Historical Tales From Shakespeare，1900）。这也就辨明了郑振铎对林译的批判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冤枉。这个定论，就是林译莎士比亚冤案。前述中国学术界众多的讨论都承袭了定论，通过不断的重复而强化了对林纾的批判。(www.xing528.com)

在有关林译小说的批评上，除了前述观点外，还有一个方式也是“被继承”了的——那就是郑振铎的论文《林琴南先生》，这是他在林纾去世后所写的评论，公开发表。^[63]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正是后来林译小说评价的原型。“他不懂得任何的外国语，他的译书，乃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他写得非常的快，他自己说，他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可译千五百言，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毕。他的译文谬误，常所不免。”^[64]在郑振铎这段话的影响下，后来的研究中大致体现出两种评价方式。首先都是以确认林译小说有缺点为前提，然后再对其进行评价的，所以结果就分成了正反两种。一是林译有缺陷，所以林译小说不好；二是虽然林译有缺陷，但它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对很多文学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依旧具有很高的价值。对此，樽本认为，在最早提出这种评价模式的意义上来说，郑振铎的文章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

如同林译莎士比亚的问题一样，对于林纾翻译的易卜生、斯宾塞、塞万提斯小说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此处不再一一罗列。要之，在针对林译小说进行批评时，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证据，所以批判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如此，持续的时期之长，参与的研究者之多，就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对于晚清时期的小说进行研究，不仅会遇到文献调查的困难，而且，像林纾这样的翻译小说还涉及跨语言跨文化的问题。文学评论的方式有很多种，相对于欧美的理论解析式，日本学术界更重视资料与证据的提出。

如此一来，以往中国对林译小说的批判在日本学者的眼中就成为了“冤案”。不过，有趣的是，樽本自问自答——“我与林纾又是什么关系？是否试图为‘法西斯’林纾平反？”——这句话令人哑然失笑。非出于“中国式人情”，而只是依据事实，对林纾及林译小说进行调查而已。樽本认为，中国的学术界百年来延续了“共同认识”，实则指出了国内学术不严谨、人云亦云的弊端。2014年在福建工程学院举办了林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校起源于1896年由林纾、陈宝琛等人创办的“苍霞精舍”。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研讨会兴盛，相信《林纾冤案集录》的引进将对国内学界提示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