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汇：民国时代的文化融合

林语堂早年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局势混乱、割据和无序的时期。国民由于卑怯、愚弱、庸惰等而倍受官僚、政客和地主的多重欺诈与剥削，生活大多处于贫困状态。林语堂对当时自身所处的民国社会有过这样深刻的描述：“世界好谈仁义者，莫如我国，而官僚贪污残暴，亦莫如我国。此中有大道理……侈言仁义者，实不仅粉饰贪污而已，盖深知不谈仁义，便须谈法，谈法则上至院长，下至法官，皆须坐狱，有许多不便……故儒道行得，破法甚便。故好乱法者，必乐谈儒道。故儒道愈行，贪污愈甚，贪污愈甚，而儒道愈行。”

当时，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时代，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但中华民国的创立，并没有结束晚清以来持续不断的东西文化和新旧思想的论争。相反，却使得这种文化思想论争趋向深化和走向普遍。民国初期，伴随政局动荡与帝制复辟的酝酿，思想界曾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孔教会的成立、孔教救国的宣传以及“昌明国粹”的呼吁等等，凡此种种，都与时代精神相背离。与此同时，民国政治局面差强人意，促使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和民族出路的探索，引发了进一步猛烈抨击传统、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倡导者，在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文化启蒙工作。他们宣传的民主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而尤其注重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他们宣传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原则、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而尤其偏重科学方法与原则。他们对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比前人来得更猛烈、更深入，从而使民主、科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生哲学等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大量涌入打开了局面；同时提出了传统思想若要继续生存，必须改革自身这一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应当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输入国内和传播开来的，并且很快就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两个范围内产生了巨大效应。作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它在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及青年学生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则在哲学、文化、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www.xing528.com)

在西方思想大量传入国内的同时，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弃取、西方文化的采择、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等问题，不同的派别之间先后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例如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有关“调和”问题的讨论；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的激烈争论；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出现；一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民国思想界大致形成了以梁漱溟、梁启超、梅光迪、章士钊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胡适、常乃德、张东荪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之间的对立。

就在当时的思想家们、政客以及军阀士绅们一片“读经救国”、“国术救国”、“祈祷救国”等救国之音里，在传统文化、观念受到来自西方现代思想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冲击下，在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整体地反传统与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林语堂就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在东西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中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