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史迹：中西文化交汇，繁荣的学术文化

敦煌学术文化的繁荣　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经历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战乱时期。在中原地区，不仅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学术文化也是扫荡将尽。与此相反，在西北一角的河西走廊，特别是敦煌却是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倡导儒学，开馆延学，著书立说，弘扬文史，使敦煌在学术文化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是北方文化的先进地区。如果凉州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中心，则敦煌就是凉州文化的中心。

公私学校的开办。重视儒学，崇尚礼教，开办公私学校，成为敦煌当时的风气。前凉、西凉的开创者，均出自儒学传家的仕宦家庭，“通涉经史”，推行儒学教育尤为突出。有确切记载，西凉李暠在敦煌就设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即国立大学），又设立秀孝之科，从儒生中选拔士人。还设置五经博士，负责传授经学。根据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西凉嘉兴四年（420年）残文书》可知，西凉把这些办学校、置五经博士、传授经学的制度还推行到高昌郡（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34页）。就是匈奴贵族建立的北凉，也重视学术文化，尊重名儒，提倡经史。如沮渠蒙逊见敦煌人阚骃是“博通经传”的名儒，就拜为秘书考课郎中，主持文教，并调集文吏30人，由阚骃带领典校经籍，刊定先秦诸子文集三千卷。应当说这是一项大的文化工程。沮渠氏见敦煌人刘昞是学识渊博的名儒，便尊他为“国师”，又令敦煌名士索敞、阴兴为助教，开馆授学，“使国人上下皆从而受教”，教授弟子五百人（见《魏书·刘昞传》）。

除官方办学之外，敦煌地方上名儒开设私学“开馆授业”之风也很盛行。如前凉敦煌学者宋纤，不应诏出仕州郡，却专从开馆授业，他后来隐居酒泉南山，从各地奔来向他求学的弟子三千人。前凉敦煌大学者郭瑀，师从郭荷，学成后专事著书授业，教授弟子千余人，并著有《春秋墨说》等。西凉、北凉大儒，敦煌人刘昞，就是从郭瑀的私学中学出的，他也曾开设私馆，接纳弟子五百人。除私学外，还有寺学，为佛教寺院自办学校，课目为读经、修习、读儒学书。自晋以来，已有置精舍，收门徒，传道授业的记载。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敦煌私人兴学的规模和效果。

学术文化的繁荣。这一时期，敦煌学者辈出，名人荟萃，推动了敦煌学术文化的繁荣。随着公私学馆的开放，讲学之风盛行，加上割据政权的提倡，敦煌境内学者辈出，如西晋索靖、氾衷、张甝、索紾、索永等以文学闻名的“敦煌五龙”之外有段灼、竺法护；前凉有宋纤、郭瑀、氾昭、索袭、索紞、氾袆、氾腾、张世度、张斌、张谘、宋配、阴充、氾瑗；西凉的刘昞、宋繇，北凉的张穆、阚骃、赵、北魏的张湛、阴兴、索敞、令狐崇哲（书法家）等。在敦煌的这一批学者名士中，有的借助家学，世代传承；有的则是就学名师，苦练成才。如西凉名儒宋繇，“追师求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见《魏书·宋繇传》）。在敦煌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多不出仕州郡，却开馆延学，著书立说，或专注一经，或博通众学，在经史、天文、地理、历法、文学及艺术等方面，均做出了显著成绩。他们在保存与传承先秦、汉魏文化，推动敦煌学术、文化、艺术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据《宋书》记，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北凉曾经把本土学者的一些著作奉献南朝刘宋，共20种154卷，其中敦煌学者专著六部64卷。众多的敦煌学者名士中（前面列出的近40人），最为突出者当推：

索靖，敦煌人，名儒、大书法家，以草书知名，时人尊称“书圣”，宋代《淳化阁帖》中，收集了他的墨迹。

竺法护：西晋敦煌人，先祖月氏人，佛学家、翻译家、语言文学家，通晓36种文字，译经170余部，354卷，被称作是“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者（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14页）。后人颂竺法护为敦煌菩萨。

郭瑀，敦煌人，大儒，著《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

宋纤：前凉敦煌人。大儒，著《论语注》。

刘昞：西凉大儒，著有《三史文繁著略记》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3卷，《靖恭堂铭》1卷。注释了《韩子》《黄石公三略》等。

宋繇：西凉大儒，名扬海内。博通经史，诸子百言，无一不精，家有藏书数千卷。

阚骃：北凉敦煌人，地理学家，《十三州志》是其代表作。他典校刊定先秦诸子文集3000卷，是一项大工程。

赵：古代天文学家，著《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

宋云：敦煌人，西去取经，凡得170部，著有《家记》，佛学家、语言学家，甘肃敦煌最早的留学生。

张湛：敦煌人，文学家。

令狐崇哲：北魏敦煌人。北魏敦煌镇写经坊典经师、写经师，敦煌书法“写经体”的代表。(www.xing528.com)

他们代表了西晋十六国、北魏时期敦煌文化在经史、天文、地理、历法、文学、书法艺术等各领域的最高成就。

敦煌艺术——书法和音乐绘画方面的成就。西晋大书法家敦煌人索靖，已为大家熟知，他的草书“险峻雄伟，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见《书断》）。十六国及北魏时，敦煌书法艺术普及发展，在敦煌文化艺术园地，占有重要地位。敦煌是“芝索故里”，有这个传统。但更直接的是写经的需求。佛教的盛行，就需要大量佛经，这就带来了两大需求：一是译经、二是写经。敦煌成了十六国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心。佛经翻译出来之后，就需要手写本，不单是满足本地僧俗诵经的要求，更大量的供应内地僧俗诵经和弘扬佛教的需要。因此就需要大量写经。写经者一般是寺僧、经生、政府书吏。敦煌更有规模不等的“写经坊”，内有成批各级别的专业写经生，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都要经过基本训练和严格考核，方能成为写经生。如北魏敦煌人令狐崇哲就是北魏敦煌镇写经坊的典经师、写经师，是高级职称，可谓佛学、文学、书法方面的专家。他典经五部、写经三部，共八部，有《诚实论卷第十四》《华严经卷第十六》等，时间在公元511—514年，原件见敦煌文书S.1427、S.1457、S.341、S.2179等八件。又如在敦煌发现的西凉建初七年（411年）书写的《妙法莲花经》、北凉承平十五年（457年）书写的《佛说菩萨藏经》，笔法古朴，结构端严，真楷中略带隶体，是这一时期敦煌书法的代表，形成了独特的敦煌书法体态，称“写经体”。而且这种敦煌的“写经体”，有一脉相承的规约性，传至中原和江南。公元586年南朝抄写的《摩轲摩耶经卷上》（敦煌文书P.2160），其用笔习性和字体，完全不同于江南“二王”书法那种流媚潇洒的书风，是魏晋以来敦煌“写经体”的基本规范。写经，带动了敦煌书法艺术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写经体”。其虽名不见经传，但其中不乏堪与书法名家比肩的胜品佳作。正巧，家藏敦煌石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总章二年（669年）二月八日署名敦煌令狐石住写。前有于右任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十六日在重庆陶园写的跋，对这卷写经作了评价：“书法极开展，写经中上等手笔也。英国不列颠博物院藏敦煌卷子汉文写本约七千卷，此则沧海遗珠本。”于右任先生认为这本写经的书法，为“上等手笔也”。

敦煌还是音乐艺术的保存传播地。文献载：隋炀帝曾颁行九部乐，即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礼毕乐。其中西凉乐则将西域传入的龟兹音乐加以改造，是秦汉音乐、河西少数民族音乐、西域音乐三方交融而成。《隋书·音乐志》写：西凉乐是“变龟兹声为之”，曲项琵琶，竖头箜篌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即河西羌戎等少数民族）……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捣筝、卧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小筚篥、长笛、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这部西凉乐是西域龟兹乐经敦煌传入加以改造而成，其乐器、乐曲无不是汉、胡、西域三方融合的产物，至于九部乐中的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安国乐等四部乐，无一不是经敦煌交汇融合而传入内地，到隋朝炀帝时颁行为国乐而流行于全国。

敦煌在音乐艺术交融中还形成了自己本土音乐——“敦煌乐”。根据《乐府诗集》卷七十八载，有《敦煌乐》一部，其中选五言四句的歌词三首。有北魏温子升诗：“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意谓敦煌乐在当时并不逊于作者家乡安陵（在河北）的音乐。可见古代敦煌乐这一地方乐种已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内涵。《通志》卷四十九也记载“敦煌乐”和《敦煌子》各一曲名。据此可知敦煌地区曾出现本土歌舞，号称“敦煌乐”，其中也有“大曲”及“子曲”的音乐形式。据敦煌莫高窟早期（十六国、北魏、北周）洞窟壁画可知，敦煌时有箜篌（北魏）、琵琶、筝、琴、阮、葫芦琴、五弦、排箫、海螺、角、筚篥、腰鼓、齐鼓、擔鼓、鼗鼓（拨浪鼓）等十五种之多，证明当时敦煌音乐文化昌盛，形成了风格独特并以敦煌命名之乐种。难怪当时敦煌人索丞，善于弹筝唱歌，悲能使欢乐的人掉泪，改调又能使掉泪的人欢乐起舞，号雍门调。

敦煌的绘画雕塑也有很大发展，绘画风格，深入细致，表情动态，人物性格类型化明显，已达相当的水平。莫高窟早期窟室中的壁画、彩塑就是实证，在下文中将有叙述。

敦煌宗教文化中，不仅有佛教的东渐，还有道教的西传。佛教经西域入敦煌，西域于阗是佛教大国、盛国，入敦煌而交汇，敦煌为中继站，又东传内地。当时敦煌佛教盛行，天竺、罽宾、西域东来的教徒，南方中原西行求佛取经的教徒都汇集敦煌，可谓高僧云集。敦煌也成为翻译佛经的中心，这在前面已有叙述。这时敦煌也出了名僧，如单道开，十六国时敦煌人，俗姓孟，诵经40余万字，修禅定，据说他只食松子、姜、椒等达七年，后入中原，《高僧传》有传。释道法，北魏时敦煌人，出家后专精禅业，后游成都，为兴乐，香积二寺寺主，公元474年终于其地。

不仅有佛教的东渐，敦煌还见证了道教的西传。敦煌石室发现的大量写经中，就有一定的道经，其中最著名的是《老子化胡经》。此经据说是西晋道士王浮所作，是道教同佛教争雄过程中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此经原为一卷，后来不断增续，遂至十余卷，我们可以想见敦煌当时道教之盛。敦煌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就画有东王公、西王母，酒泉丁家闸墓壁画不仅有东王公、西王母，还有其他道教神话传说的题材。其中东王公、西王母被道家奉做主掌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尊神。敦煌魏晋墓中，出土的小陶罐上还写有“急急如律令”，正是道教咒文中的常用语。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号墓中出土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随葬衣物疏，其中写道：“高昌郡高昌县孝敬里韩渠妻命早终。谨条随身杂物如右。时见：左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急急如律令。”这里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都是道教创造的太上老君周围的四灵，急急如律令则是道教咒语。这说明道教不但在敦煌流传，也经敦煌传入西域高昌，不仅道教经敦煌西传，经史典籍也经敦煌传入西域。在鄯善、吐鲁番等地墓葬中还发现过晋写本《三国志》残纸；在另外一件北凉玄始二年（412年）的文书背面还发现了古写本《毛诗序》。《三国志》一书作于西晋，而抄本如此之快就传西域，这说明敦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反映了高昌地区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

对这一时期敦煌学术文化艺术的成就应怎么看？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经研究后认为这批敦煌学者“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敦煌文化学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体现了敦煌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这个特点。

所以笔者认为：汉、唐时的敦煌，盛大而辉煌，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敦煌，也同样精彩！

造成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敦煌偏处西北，远离中原，避免了内乱、兵祸的劫难，保持了长期安定的环境。大量中原大族、百姓迁居或避难流亡到此（近十万人口），发展了生产经济，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陈寅恪先生指出：“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第二，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这就使之能吸收西域文明，中原学术及江左文化之丰富营养，接受来自各方面文化的影响，与本地文化融汇，形成敦煌文化的昌盛风貌。

第三，与敦煌文化传统风尚有关。自汉武拓疆，建郡立县以来，一直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先秦、汉魏文化典籍在这里广泛传播。自西汉末中原江左一批儒学世家大族迁居至此，他们“子孙相承，衣冠不坠”，经过数百年文化积累，有较深厚的文化基础。

第四，各割据政权执政者对文化的重视提倡。不论执政者为汉为胡，大多重视经史，提倡儒学，尊崇佛教，兴学授业，这无疑会有力促进文化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