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经历的对比分析

瞿秋白出席了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丛书》第七卷第90号文件《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5月1日于上海），其中通报了“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员已经动身”，这就是说瞿秋白已经启程了。这个文件的作者还谈到他的一个考虑——“中央不可能永远呆在一个地方”，理由是：

这个问题之所以十分迫切，是由于中央的著名工作人员，如瞿秋白、陈独秀，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广大人士中都很出名，而他们呆在中国，特别是呆在上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灾难。

关于瞿秋白，必须特别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在个人生活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在个人自卫问题上不能表现出丝毫的主动性。（第422—425页）

第104号文件《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于莫斯科），是斯大林对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出席的有：斯大林、瞿秋白、米夫、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文件说：

斯大林说：他已经读了秋白的报告，关于五大矛盾的结论。五大报告中有许多对的，但亦有不对的。因为现时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高涨了。诚然，有些地方城市工作已起来，有些地方农民暴动已高涨，而统治阶级不能稳定，人民不满意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这不能说，革命已高涨了。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

斯大林还说了许多意见，这里就不引录了。（第477—482页）这里说的“秋白的报告”，是指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这是他为第六次大会写的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的报告。斯大林说“他已经读了秋白的报告，关于五大矛盾的结论”，是说他读了的只是这书中的第三章“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的第三节“五大矛盾”。在这一节里，瞿秋白谈到了广州暴动，说：“广州十二月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序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页）也许斯大林认为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了一点，才说了那些话的吧。

第112号文件《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于莫斯科），其中谈到中共“六大”的事。信中说：“您能否脱身到这里来？最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尼古拉和瞿秋白将致闭幕词。”（第499页）尼古拉就是布哈林，中共“六大”的实际主持者。

周恩来在1944年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这篇报告中说：“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丛书》第11卷，第244页，又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3—184页）

《丛书》第六卷收了《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不过只是节录（第293—305页），其中所说关于理论、方针、政策、策略这些内容当然都在，可是骂张国焘、瞿秋白的那些话却是删去了。可是后来的事实可以证明周恩来此说不虚。在“六大”闭幕后接着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只上过小学的、在武汉轮船公司当过水手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取代了瞿秋白的党内一把手的地位，完成了“让工人干部来代替”知识分子的计划。还有，《丛书》第七卷第118号文件《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于莫斯科），更提出：“推举两名有经验的同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工作就够了，但最好是瞿秋白和张国焘。是否推举他们，由你们自己决定。”（第511页）可见布哈林是想把这两个人留在莫斯科，不让他们回中国了。果然，在中共“六大”以后，瞿秋白就留了下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了。

紧接着，瞿秋白又出席了7月17日至9月1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这个经过联共（布）中央也就是经过斯大林本人审阅定稿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极左的论点，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1923）是资本主义制度尖锐危机的时期、无产阶级直接革命发动的时期；第二时期（1924—1927）是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形成局部稳定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保卫战的时期；而从1928年起，也就是说现在正处于第三时期，即生产力发展和市场萎缩之间矛盾特别激化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新一轮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巨大阶级搏斗必然爆发的时期。要求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也就是各国的共产党，应该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接着的讨论布哈林报告的时候，瞿秋白在7月27日的第12次会议上发言。他一开头就说：“同志们知道，中国人一般都有点‘民族局限性’的缺点，虽然中国共产党内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知识十分贫乏，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这一段开场白显然是回答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说他和张国焘是知识分子的那一段话，可见他一直耿耿于怀了。在发言中，瞿秋白对于所谓“第三时期”理论提出了一点质疑，他说：“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丛书》第十一卷，第262、264页；又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从会场上有人插话，可见他的这个质疑是得到了响应的。这些话和插话使在场的布哈林很不高兴，他在给大会作结论的时候针对瞿秋白说了这样一大段：

对于这个问题之第二个辩驳者是中国同志斯特拉霍夫。他说，我们不懂得这个问题，因之我们相信，这第三时期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赞成，在提纲中提到他。

谦逊是一个“美德”，有的共产党员亦需要他，这个我可以完全同意。但是，同志们，我不能承认，这里一切都有了根据。当斯特拉霍夫同志说第二与第三时期之间无有分别的时候，旁听席中有人嚷着说：“很对！”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这个插语，总之他欲证明他的特殊的逻辑的能力。若是生产力之发展与技术之发展间有密切的相互的关系存在时，那么很显而易见的在逻辑与发言间不常有一个这样的相互的关系存在着。

斯特拉霍夫同志在他的讲演的末尾说，在提纲中应该把第三时期叙述出来，但是第三与第二时期若无有区别时，亲爱的斯特拉霍夫同志，为什么要费这个心力去叙述他呢？难道我们的纸无处用吗？（《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对于政治报告的结论，见《丛书》第十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439页）(www.xing528.com)

这一段材料的译者注明：他把“斯特拉霍夫同志”“简称司同志”，把“第三时期”“第二时期”译为“第三阶段”“第二阶段”，这些我引录的时候都没有依他的，还是用的通常的译法。

库西宁在8月14日的第29次会议上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瞿秋白在8月15日的第31次会议上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462页）。后来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所收的这一篇，就是用的这个译本。可是这个译本是有一些误译的。例如把专有名词“大革命”误译为“伟大的革命”，把“孙文主义学会”误译为“孙中山派”，当年参加武汉政府的两个共产党人，农政部长谭平山和劳工部长苏兆征，被误译为“农业和内政部长——谭平山，劳动部长——孙少哲”。（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448页；又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44页）。《丛书》第11卷也是采用的这一个译本，不过在第335页加注更正了这一处错误。

在谈论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当时的大背景。那时正是联共（布）党内斗争最紧张最尖锐的时期。在1927年12月的联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把他的政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了党籍。接着就是要收拾布哈林了。虽然名义上布哈林还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主持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是他份内的事，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在前台的表演。美国斯蒂芬·F.科恩写的政治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里有一点简单的描写：

在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所有这些政策问题上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会议上激烈地进行的。实际上，当时存在着两个代表大会。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和挂名的头头，支持正式的、公开的代表大会。他主持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作了三个主要的报告，接受了拥抱，受到了热烈的鼓掌。从表面上看，这是他参加国际运动的生涯中的高潮。然而，在幕后，一个矛头针对他的权威和政策的“走廊大会”正在进行，关于这个大会的情况在那些内容迥然不同的公开发言中很少得到反映。（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8页）

瞿秋白作为一个外国的政治家，不可能得到太多的直接信息，不过以他的政治经验政治敏感，还是能够看出一些迹象和趋向。要不然，他也未必愿意在大会上去顶撞布哈林吧。

第119号文件《米夫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1928年7月24日于莫斯科），提出“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第513页）

第127号文件《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早于1928年8月15日于上海），就是回答上面这个电报的：

根据你们的电报，我曾想同老头子（按：指陈独秀）谈他去你们那里的问题。我本人未谈成。但是我的一个朋友见到了他。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等瞿秋白和周回来后，他再决定这个问题。（第537页）

陈独秀说的“现在没有这个必要”，看来只是有礼貌的推托之词。恐怕他心里早已决定，是“永远没有这个必要”了。

《丛书》第九卷 第206号文件《雷利斯基给米夫的信》（1930年2月1日于上海）：

我要跟您谈谈下面一件事：我们给东方书记处的第9号信中有些地方我们认为不能让斯特拉霍夫同志知道，因为据我们所知所有事情他都会告诉这里的同志们。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作出了关于李立三与乔恩之间有分歧的推测。（第53页）

乔恩是周恩来的一个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