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内的民主：反思与优化

1.民主形式的问题

马克思在民主形式问题上无疑是存在不足的，克兰西伯格（Sigmund Krancberg）对此曾作过严厉的批评，其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马克思将民主视为剥去其基本问题的真理，并将其全部内容通过精确的辩证法去表达。在此，马克思严重依赖黑格尔的逻辑学，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也即实践和理性情感表述的现象与本质问题。这一描述是抽象的，远离现实，也是很难把握的。马克思叙述民主看上去是确定的，但有关民主的社会内容，其具体方面是什么，其政治原则是什么，并不清楚。

第二，马克思将民主界定为人民的自我决定，但却忽视了其民主概念叙述存在的陷阱。马克思没有考虑有关民主的两种不同情况：一个是人们仅仅概念上的统治，大众参与不过是一个形式；另一个是知性公民尝试建立社会秩序，其中，尊严和平等得到充分表达。

第三，在普选制方面，马克思为普遍选举所吸引，在《批判》中呼吁无限制选举，但对于民主代表制下的政治多数与其对立面的关系，仅通过扩大公民权并不能解决。因此，马克思对于民主的粗糙表述，并没有理解民主并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政治安排。在其中，具有理想和价值的人民，不断寻求最好和最平等的政府形式。

第四，在议会民主方面，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对民主表示不屑，尤其是议会民主。他认为渐进主义与政治改革没有价值，尽管其刚刚被资产阶级的陪审团赦免了煽动性言论罪名，对于任何民主的嗤之以鼻。马克思通用无产阶级、民主、人民，好像其没有任何区别，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将民主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的宣传策略，等等。^[36]克兰西伯格的批评可以说切中了马克思在民主形式问题上的局限性，并且这种不足根源于马克思对于内容和本质的重视，这使得在本质属性一致的基础上，形式方面可以处于次要的地位。后来，列宁之所以提出民主的阶级属性，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雅克·泰克西埃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的论述，例如，“1847—1848年的论点是以肯定民主原则的观点被提出的。在该论点中，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准备最后决战的有利条件而斗争的战场。民主制度看来也是适合于实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改造的政治形式”。“1891年是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年份，在这个纲领中，他（恩格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论点：民主共和国，或者更确切地说，非官僚化或去官僚化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当然，泰克西埃也承认了马克思在政治形式问题上可能存在的不足及其复杂性。例如，“我仍然觉得1852年的说法表明了相对于1847—1848年而言的说法的倒退”，只是，“1852年也是马克思第一次以清晰的形式提出英国的和平过渡的论点的年份”。^[37]可见，在泰克西埃的理解中，尽管马克思在政治形式问题上存在模糊、甚至矛盾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影响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的肯定，即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不过，泰克西埃只是指出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克兰西伯格所指出的——即使马克思存在对民主政治形式的肯定，那么这样的肯定是否充分，马克思的论述是否足以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的有效性。换言之，马克思在政治形式上的缺失极容易导致灾难的结果，即政治不民主、乃至集权和专制。

因此，马克思在民主形式上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第一，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即在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和专政状态下，是否采用民主的形式，马克思既欢迎过民主形式，也有过非民主的表述；第二，在肯定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的前提下，马克思有关民主形式的论述是否充分，是否足以保证民主运行及结果的有效性，马克思是否忽略了在本质一致的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形式对于内容的偏离。

其实，马克思有关民主形式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以及巴黎公社。一方面，马克思基于政治上的平等，以及弥合政治与社会的分裂，提出了民主的充分实现，这意味着民主形式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自然结果，包括普选、代表制、随时撤换的原则、工人薪金以及议行合一、人民主权等原则，这在同盟、协会以及公社中都有相关的论述。另一方面，根据革命形势的要求，有力的领导以及一定的自决权也是允许的，这意味着对前述民主原则的让步，虽然这种让步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影响民主本质的实现。但是问题在于，一旦突破民主的形式，允许民主形式之外的非民主要素，这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而言无疑是潜在的威胁，更不要说马克思在民主形式上的原则性规定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可能遭遇的挫折。例如，伯恩施坦提出的少数人问题，无产阶级的数量、能力、素质、品格等，这一系列民主运行的现实障碍并不会因为民主本质的实现而自行解决。(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在肯定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同时，其在民主形式问题上的局限也不可忽视。不管马克思所理解的民主具有怎样的革命内涵，以及马克思笔下的民主如何作为民主的本质和内容，即民主的真正实现，其有效运转都不可能回避形式的问题。并且民主形式的粗糙会直接带来民主实践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很可能造成非民主的结果，这正是马克思所忽略的问题所在。

2.其他概念对民主的侵蚀

在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之中，民主与暴力、专政等概念是共存的，其共同构成革命这一历史逻辑。马克思并不反对暴力，因为暴力从革命角度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亦不反对民主，更何况民主在当时意味着革命的内涵。至于民主与暴力的关系，马克思并没有作过多的考虑，因为这并不构成真正的问题所在，关键在于革命的实现。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克思在民主问题上持有模糊的态度，在暴力问题上也有过这类似的态度——如果马克思不是将大陆国家的革命问题作为自己论述的重点。很显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将民主与暴力共同置于革命分析框架之中，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但是现实却是，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会因为革命这一历史逻辑而自行化解。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曾将暴力分为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其中主观暴力，“即由清晰可辨的行动者所展现出的暴力的迷人诱惑”。客观暴力又分为符号暴力和系统暴力，符号暴力即“语言和语言形式之中存在着海德格尔称之为‘我们存在之寓所’（Our House of Being）的‘符号’暴力”，系统暴力即“存在某种为了经济及政治体系顺畅运作而通常会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东西”。^[38]通过齐泽克的分类可以看出，主观暴力是比较清晰的，即实实在在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相反，客观暴力，不管是符号暴力还是系统暴力，都显得较为隐晦，它“内在于事物的‘正常’状态里”^[39]。

如果以暴力的分类来划分马克思所理解的暴力，可以看出，暴力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显得比较单一，只是用来实现革命的历史逻辑。因此，其直接表现为暴力的革命行为，即主观暴力。当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并不涉及自身。换言之，暴力革命并不意味着否定自身的民主形式，它只是反对阶级之间的民主共存。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及有关未来社会的一般描述，其必然涉及齐泽克所说的客观暴力问题，即暴力暗含于这一革命体系之中。当无产阶级政治组织通过民主形式展开活动，其中符号暴力及系统暴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如何规避暴力对于民主的潜在威胁，如何限制非民主要素的增长？这都成为马克思革命分析框架中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一问题，正如同在民主内容实现的情况下忽视民主形式问题，革命历史逻辑中暴力与民主潜在的冲突关系问题也被忽略了。

齐泽克认为，规避客观暴力的办法在于，“有时，当面对困境，一个人唯一要做的真正‘实际的’事情是抗拒实时介入的诱饵（Lure），并利用耐心、批判性分析来‘守株待兔’。介入（Engagement）仿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施加压力”。并且其还列举了马克思介入的实例。“针对这种伪紧迫感，我们或许会想祭出马克思在1870年写给恩格斯那封美妙的信。当时，有一小段时期，欧洲革命看似再次迫在眉睫。马克思在信中传达了十足的惊恐：革命家难道就不能再等几年吗？他当时还未完成他的《资本论》。”^[40]当然，齐泽克的方法并不一定正确，但是这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时候，相比于主观暴力，客观暴力更容易被忽视，而这种忽视正是积极介入过程中所应注意的。

马克思一方面宣扬暴力的革命内涵，这是基于革命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民主形式与内容实现了统一，民主得以充分实现，这是通过革命实践来完成的。暴力在这两方面都存在对民主的潜在威胁。另外，如专政这一概念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专政更多倾向于一般强制性，即资产阶级政权具有专政属性，那么无产阶级政权也应具有强制属性。正如革命分析框架中暴力与民主的关系一样，专政之下的强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基于阶级对立所可能引入的非民主要素。不管是阶级之间的主观暴力，还是阶级内部的客观暴力，民主都极易受到暴力、专政等概念的侵蚀，非民主因素孕育于专政、暴力之中。例如后来，列宁理论中革命与暴力的直接等同、阶级内部民主因素的弱化与非民主因素的强化等，这些都与忽视其他概念对民主的潜在威胁有关。基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理论，像齐泽克提出的避免“介入”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一威胁与侵蚀却是现实存在的。

不管是民主形式的问题，还是其他概念对民主的侵蚀问题，在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及逻辑结构中，这一系列概念的运用都是比较简单的，并不如后来对每一个概念的具体分析和实践反思。民主形式可能成为民主内容的限度、民主形式自身所暗含的暴力因素等，这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这根源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现实经验的缺乏使得马克思不可避免地忽略结构内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只是这一责任并不在马克思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