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自由之路：西方民主的反思

关于自由的札记

去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伊拉克的战火吸引。今年伊始，人们的耳膜又被“自由”的宏论所鼓动。寻根问源，始作俑者便是布什总统。他在今年1月20日短短20分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自由”和“解放”不下25次。

布什说：“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我们的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

《纽约时报》的记者第二天是这样报道的：“他的语气充满自豪，没有丝毫的歉意，甚至还带有挑衅的意味。”“玄之又玄并有布道的狂热。”

布什的话音刚落，世界议论纷纷。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高调后面的玄机：布什的第一个任期高举的是反恐的大旗，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战场上是胜利了，但战后的形势实在不妙。尤其是伊拉克，既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没有找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勾结的证据，如何向世人交代？不要紧，智囊们祭出了“自由”这面大旗：打倒萨达姆是为了除暴君、争自由、推广民主。这么一来，非但不必愧疚，反而理直气壮，而且还可以威逼其他“暴政前哨”，伺机而行。

推广“自由”已经成了美国的国策，他们似乎已经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又自封为评判其他国家是否自由、民主的法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自由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番观察和思考。

自由的真谛是什么

自古以来，人人生来都爱自由。但是，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仍还在追求自由的路途之中，真正完全的自由还很遥远。

什么叫自由？如果理解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谁都知道是不现实的。自由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联系。近代西方争取自由有两次壮举。第一次是14世纪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那是人们要从教皇那里争取人应有的地位。新兴的资产阶级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中找到思想武器，拿来向神权抗争。但丁在《神曲》中写道：“他追寻自由，自由是如何可贵，凡是为它舍弃生命的人都知道。”第二次是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已经壮大，不甘心自己地位的低下和受层层盘剥，他们要从神权和王权那里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涌现出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卢梭和伏尔泰以及美国的杰斐逊和潘恩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引发了这些国家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伏尔泰说：“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

这些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总是以全社会总代表的身份和口吻，来宣传实际上当时只有资产阶级才享有的权利。美国在1776年制订的《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这些都是宝贵的理念和信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由的赞歌一唱便从此人人平等和自由了呢？百万富豪和穷人是平等的吗？他们如何相处？《人权宣言》接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这一条的理念也很好，告诉人们自由并非为所欲为，它应该不妨碍他人，并用法律规定。问题是：什么叫不妨碍他人？法律由谁并根据什么来制订和执行？笼统的理念变成具体的行动时，就牵涉到社会上的处在不同地位的人。在阶级社会里，那就涉及阶级的利益。

当然，制订法律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总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就像船长在船上虽享有最大的权威，但船首先要受到大海的制约。第一个把这个问题真正说透的是马克思。他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这段话使人茅塞顿开。抽象地谈自由、平等是激动人心的、崇高的，但也是有点虚伪的。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看问题，一切都变得明白了。资产阶级从神权和王权那里争来了贸易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并在此基础上享有建立政治统治的自由。这些都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劳动者的自由只是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在很长的时间里，英、法、美等国的选举权都有财产的限制，穷人是没有选举权的。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那一批启蒙思想家，因为他们的历史使命只是向神权和王权争自由。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资产阶级独享的权利有扩散的趋向。推动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的发展。

社会总是要不断前进的。人类的远景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是这么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还很遥远。只有到那时，个人才是充分自由的（肯定也不是为所欲为）。通向这个未来的道路只有一条：发展生产力。目标虽然遥远，但值得我们一步一步地向那个方向前进。人类几千年来都向往着那个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不要健忘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宗教、民俗的不同，各国的政治形态也是形形色色的。它们分别处于各个发展阶段，不可能在一条线上。历史的步伐有它自己的规律，人为地“推进”，往往适得其反。非洲和拉美的很多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不妨来回顾一下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近代史。

发现新大陆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催化剂。美洲大陆的开发到处浸透了印第安人的鲜血。开始时，印第安人把白人当客人招待，待之以礼，赠之以物。可是，白人马上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对他们几乎斩尽杀绝。侵入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在1703年的立法会议上公然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头盖皮和捕获一个黄种人，都给奖金40镑，1720年提高到100镑。如果那时有公正的人谴责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瑞典和美国是“邪恶轴心”，应不应该？

英国人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用炮舰轰开大门之后，印度几十万手纺工人马上断了生计，后来成了廉价劳动力。殖民当局还征收高额土地税，高得连地主都交不起。英国运给中国的鸦片不但夺走了白银，还制造了一个“东亚病夫”。鸦片战争是在捍卫“贸易自由”的崇高口号声中进行的。如果那时有公正的人谴责英国是“流氓国家”，应不应该？(www.xing528.com)

美国1776年就庄严宣布人人生来平等。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写上奴隶制侵犯了黑人“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但遭到参加大陆会议的南方奴隶主代表的激烈反对，这些词句被删掉了。这一删就过去了86年，直到1862年9月24日，林肯才宣布《解放宣言》。从宣言的公布到黑人的真正自由、平等还有漫长的路，其间还曾遭到三K党人的残杀。试问，从1776年到1862年，如果有公正的人谴责一个保存奴隶制的国家是“暴政”，应不应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十分曲折。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革命的胜利。同年8月26日公布了《人权宣言》。1792年9月21日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按说，法国应该走上自由平等的坦途了，实际不然。首先，国民大会内代表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吉伦特派与相对代表穷人的雅各宾派发生了冲突，最后导致1793年6月的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从1793年到1795年，恐怖笼罩巴黎，约有三千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王后、革命者丹东、吉伦特派的罗兰夫人以及雅各宾派的代表罗伯斯庇尔等。

法国处于政治动荡、外战内乱的混乱局面。到1799年下半年，法国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面。于是历史潮流把拿破仑·波拿巴推上了宝座。1804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当上了皇帝，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这个新皇帝用暴力镇压旧的保王党，用大炮对付示威群众。他虽然恢复了封建王朝的很多特权，但推行的却是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使法国经济在比较稳定的环境里迅速发展。这似乎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让一个皇帝来保证高歌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此后的曲折还很多，不必一一提及。这段历史给人的启示是：自由、平等、民主的实现要经过多么迂回曲折的道路，岂是理想化的头脑所能企及。

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各种规章体制都比较成熟了，那里的人总的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生活富裕，颇有绅士风度。要提醒他们的是：在指责当今世界别的国家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的时候，先别忘了自己的历史，要允许别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如果连这点雅量都没有，还奢谈什么宏扬自由呢？

当心在自由的大旗下谋私

西方关于自由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在《马赛曲》里唱的：“不自由，毋宁死！”另一句是前面提到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说的：“自由，自由，几多恶行假汝之名以行！”（也译作：自由，自由，多少坏事都是以你的名义干的！）

罗兰夫人是巴黎一位雕刻家的女儿，多才多艺，信仰卢梭学说。她家的客厅成了著名的沙龙。她的丈夫在法国革命中参加吉伦特派，担任部长。风云变幻，革命者被别人革了命，杀她的人也自称是自由的信徒。对她的评价世无定论，但她的愤世绝唱一直留给后人无穷的感叹和思索。

一切热爱自由的人都应牢记这两句话，在激情四射的时候，也要冷静思考。面对山姆大叔又在鼓动自由、民主风潮，更要头脑清醒。

在听了布什的就职演说后，《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敏逊·裴朵斯说：“布什的整个演说不可思议地充满理想主义……但是让人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阐述如此崇高政策目标不久之前，刚刚发生阿布格里卜虐囚丑闻，关塔那摩基地现在还关着几百名不被审判、无限期被关闭的俘虏。”他又说：“他们（中东人民）会说‘看，美国又来了’，拿一套理想主义的东西来为自己与此毫不相关的行动提供合法依据。”

美国外交学会副会长詹姆斯·林赛评论说：“总统在演说里有一句话，说对世界和平最好的希望是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张，这很动听，问题是：真的吗？……如果你同美国以外的很多人，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人对话，你会听到他们说‘我们并不反对美国的价值观，我们也不反对民主，我们反对的是你们政府追求的政策。正是那些政策使得我们国家和地区里的反美主义不断滋长、恶化’。”

一位曾在四大洲任职的资深欧洲外交官说：“我们欧洲人花了1000年时间才认识到运动不是个好主意。现在布什总统想让美国从事类似的民主运动。”

布什说了，也干了。从中东到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人们都看到：美国人不但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而且动手动脚。他们通过明的暗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各种手段，极力使当地的矛盾和风潮沿着他们设想好的轨道前进，以达到建立亲美政权的目的。他们的手法无非是：抹黑当政者、培养“民主派”、控制话语权、制造国际压力、束缚当政者手脚，鼓动上街并最后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深入知识分子和基层中活动，蛊惑人心，颇有影响。这与其说是为了自由和民主，不如说是把美国的势力扩展到战略要地和盛产石油的地方。

面对这样的形势，俄罗斯表示不满。近来俄罗斯为了国内稳定，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料2月25日普京与布什在斯洛伐克首都会晤时，布什当面教训普京：“民主拥有一些共同特点：法治、保护少数民族、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政治反对派。我担心俄罗斯是否会履行这些全球通行的原则。”普京板着脸回答说：所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则必须适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他在当日发表的演讲中也说，俄罗斯必须发展民主，但同时应“保护其自己的价值观。保持自己的传统，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之路”。

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2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批评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在俄境内从事“推进民主”的活动。他的话具有军人的风格：“民主概念绝对不是土豆，不能从一块地里移栽到另一块地里！”

美国向何处去？

布什到底想干什么？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约瑟夫·奇林乔内在布什发表就职演说的当天对记者说：“我担心他是在为进一步增加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找借口。”“他似乎是在给美国的扩张和政权更迭政策披上一件反暴政的外衣。”美利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艾伦·利希特曼说，布什“给自己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从而可以在追求自由民主时想采取什么政策就采取什么政策”。日本《读卖新闻》驻美国总局局长寺田正臣在1月22日述评中说：“布什为了‘扩大自由’而不惜对他国动武，不惜冒财政和让国民流血牺牲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布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野心的总统。”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题为《自由不是一种原则》的文章中告诫说：“但是，有更多理由断定，以促进民主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特色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传播民主是非常困难的。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建立一个更好的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一名观察者，站在外面看美国，有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的超强国家，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安全？环顾宇内，有哪个国家想要进攻美国？固然，“9·11”事件是美国人永久的痛，但“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美国人为什么总想不明白？林赛说：“布什真正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有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而同‘我们’没什么关系。”如果美国在国际上平等待人，与人为善，不颠覆别国，把庞大的军费拿出一部分来帮助穷国早点富起来，美国的处境和形象将会有根本的改观。民主和自由固然重要，这不是美国的专利，而是大家的愿望。但采取什么模式那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南北之间贫富差距太大。号称崇尚贸易自由、富得流油的美国，对别的国家多出口一些内衣和袜子，挣一点手工钱，也要大喊大叫，动辄制裁，这不是滑稽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堆满一飞机的袜子也换不来一架波音747吗？难怪世界人民现今看到的不是一个高举火炬和蔼可亲的自由女神，而是高举导弹霸气逼人的美国大兵！美国人该反省了！如果具有争取自由光荣传统的美国人，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世界也就太平了，自由和民主的美景也容易实现了。

200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