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长：典型实例展示

【实例一】据《国语·齐语》记载：“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桓公曰：‘若何？’鲍子对曰：‘请诸鲁。’桓公曰：‘施伯，鲁君之谋臣也，夫知吾将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鲍子对曰：‘使人请诸鲁，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请之。”则予我矣。’桓公使请诸鲁，如鲍叔之言。庄公以问施伯，施伯对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庄公曰：‘若何？’施伯对曰：‘杀而以其尸授之。’庄公将杀管仲，齐使（者）请曰：‘寡君欲亲以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齐使受之而退。”

齐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任命鲍叔为国相。鲍叔辞谢说：“我是你的一个平庸的臣子。你照顾我，使我不挨冻受饿，就已经是恩赐了。如果要治理国家的话，那就不是我所擅长的。若论治国之才，大概只有管仲了。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仲：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立在军门之前击鼓指挥，使百姓加倍勇猛，我不及他。”桓公说：“管仲曾用箭射中了我的腰钩，使我险些丧命。”鲍叔解释说：“那是为他的主子出力啊。你若赦免他，让他回来，他也会那样为你出力的。”桓公问：“怎样使他回来呢？”鲍叔说：“得向鲁国提出请求。”桓公说：“施伯是鲁君的谋臣，若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会放还给我的，那可怎么办？”鲍叔回答说：“派人去向鲁国要求说，“我们国君有个不遵守命令的臣子在贵国，想在群臣面前处死他，所以请交还给我国。这样鲁国就会把他放还我国了。”齐桓公就派使臣向鲁国请求，按着鲍叔牙说的做。鲁庄公向施伯询问这件事，施伯回答说：“这不是想杀他，是想用他治理国家。管仲，是治理天下的有才之士，他所在的国家一定能在天下如愿以偿，让他在齐国，那必定长期成为鲁国的忧患啊。”鲁庄公问：“那怎么办？”施伯回答说：“杀了管仲然后把尸体交给齐国使臣。”鲁庄公准备杀管仲，齐国的使臣（向庄公）请求说：“我们的国君想亲眼看着处死他，如果不能把活的管仲在群臣面前杀了示众，还是没达到请求的目的呀，我们请求给我们活的。”于是鲁庄公吩咐捆绑管仲来交给齐国使臣，齐国使臣领回管仲便离开了鲁国。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齐国的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齐桓公称霸时期，最杰出有为的君主当属齐桓公。在春秋“礼崩乐坏”的动乱之中，他在齐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使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谈到齐桓公的霸业，人们就不能不联想到他的宰相管仲，是管仲出谋划策，辅佐桓公称雄中原。因此，历史上总是把齐桓公与管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把他们共同开创的业绩称作桓管霸业。而谈到这段历史，人们最称道的就是齐桓公不计前仇，大义相管仲的事迹。这一事件最具戏剧色彩地展示了齐桓公一代霸主的坦荡胸怀和雄才伟略。齐桓公是齐僖公的儿子，齐襄公的弟弟。最初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相反，他显得性情软弱愚笨，为大臣们所瞧不起。当齐僖公分派鲍叔牙辅佐他的时候，鲍叔牙认为他日后不会有大气候，心中十分不情愿。但鲍叔牙的好友管仲窥测到了小白的心思，认为他表面上懦弱平庸，实际上却有雄心大志，就劝鲍叔牙去辅佐他。

齐僖公过世后，齐襄公当政，小白和公子纠怕祸及自身，就出逃到外国。管仲辅佐公子纠逃到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逃到莒国。其后，齐国的情况就像公子小白预料的那样大乱了起来。他的大哥齐襄公昏庸残暴，他当政后对外大加征伐，对内是个暴君。齐襄公不顾礼义廉耻，与他的妹妹文姜私通。后来文姜嫁给了鲁桓公。15年后，鲁桓公陪文姜到齐国走娘家，齐襄公与文姜旧情未断，又再一次私通，被鲁桓公察觉，齐襄公就派大力士公子彭生把喝醉酒的鲁桓公抱到车上活活勒死了。为了分散转移国内舆论，齐襄公就派兵到外打仗，甚至连周天王的军队也打了。他就派大将连称和管至父带兵去守葵丘，以防天王的军队。两位大将临行的时候对齐襄公说：“这是苦差事，我们也不敢推托，求您给个期限。”当时齐襄公正在吃甜瓜，就信口说明年吃瓜的时候叫人去换防。到了第二年甜瓜上市的时候，连称就派人到都城临淄去打听，回来说：“襄公没在城里，有一个月没有回来了。”连称听后非常气愤。因为齐襄公曾娶了他的叔伯妹妹连氏，他现在只顾跟文姜淫乐，把连氏冷落了。管至父就派了一个小兵去送甜瓜，顺便问一下换防的事。不料齐襄公大发脾气。连称和管至父气愤至极，就与公孙无知和连氏联系内应，在齐襄公到贝丘打猎的时候，杀死了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国君。不久，公孙无知、连称和管至父都被杀死。齐国出现了无君主的局面。

历史就这样给公子小白带来机会。这也是他耐心等待的时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当齐国的贵族高氏和国氏偷偷派人到莒国召公子小白回国的时候，公子小白就匆匆上路，日夜兼程地向齐国进发。他担心公子纠会抢先一步夺走君位。他的这种担心是对的。此时，鲁国也已派人护送公子纠回齐国。同时，还另派管仲率军去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上守候，拦阻公子小白回国。管仲到莒国的边境，正好碰见鲍叔牙和公子小白的队伍向齐国匆匆赶去。管仲一见心中发急，便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去。只见小白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下，管仲以为小白已经死了，立即送信给鲁国。鲁国得到这个消息，觉得已经没有人和公子纠争位了，送公子纠回国的队伍就走得不那么急了。谁知道管仲射中的是公子小白的带钩。公子小白吓了一跳，又怕再来一箭，就故意大叫一声，摔在车下。等大伙儿一哭，他才睁开了眼睛，松了一口气。鲍叔牙叫人日夜兼程地赶到齐国的首都临淄。这时候，公子纠和管仲还在路上。齐国的贵族国氏和高氏等立即立公子小白为国君，称齐桓公。

第二，鲍叔牙帮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又帮他杀了公子纠，齐桓公感念他的忠心和所立的大功，要任命他做国相，没想到鲍叔牙死活不肯接受，他说：“以前我帮君王做了些事情，那全是凭我对您的忠心而竭尽全力的，现在您要把国相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我，这绝不仅仅凭我的忠心就可以做好的，您该找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才行啊！”齐桓公说：在我手下的大臣中，还没发现比你更出众的人才呢！鲍叔牙说：“我举荐一个人保证能帮您成就一番霸业！”齐桓公急忙问他：“这个人是谁呢？”鲍叔牙笑着说：“此人就是我的老友管仲，我把他从鲁国要回来，就是要他帮您的！”齐桓公一听就火了，他拍案而起，说：“他拿箭射过我，这一箭之仇我还没报呢，你反而让我来重用他？我不把他杀了就不错了！”鲍叔牙恳切地说：“管仲不顾一切地为公子纠卖命，用箭来射杀您，这不正好说明他对他的主子忠心耿耿吗？各为其主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他当时那样做没什么不对的，现在要治国了，若论才华，他远远超过我鲍叔牙啊！您要成就霸业，非得到管仲的辅佐不成。您现在不计前嫌地重用他，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心塌地地为您卖命啊！当君主的应当把眼光放得长远点。如果大王只想治理好一个齐国，那么我和高氏、国氏来协助您就够了。如果大王想称霸诸侯，就非管仲不可。管仲的才比我高多了，大王如果重用他，他一定能使齐国成就一番大事业。”齐桓公是一位有鸿鹄大志的君主，听了鲍叔牙的这番话，又知鲍叔牙与管仲是知心朋友，相知甚深，对管仲的怨气就烟消云散了。他就派鲍叔牙到边境上去迎接管仲。管仲一到临淄，齐桓公沐浴三次，亲自在郊外迎管仲，拜管仲为宰相。

第三，管仲不负桓公之望，协助齐桓公内修国政，外联诸侯，终成霸业。可以说，没有管仲，齐桓公就难成盟主，而没有齐桓公，管仲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齐桓公不计私仇，用人之长，不愧为开明的君主。

【实例二】据《管子·戒》记载，“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仲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矍已乎？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宿之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好直，而不能以国诎；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宁戚之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宿之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之，消息盈虚，与百姓诎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言终，喟然而叹曰：‘天之生朋，以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是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复反易牙。宫中乱，复反竖刁。利言卑辞不在侧，复反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六十七日不殓，九月不葬。”

管仲生了病，齐桓公问他：“您老的病已经很重了，不避讳地说，一旦病危不起，我该把国事托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牙可以吗？”管仲回答：“不可以。鲍叔，是君子，就是千乘之国，不以其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虽然他为人好善，但是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问：“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可以。隰朋的为人，有远大眼光而又虚心下问。……而且隰朋的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桓公又问：“仲父一旦病危，众大夫中间，谁能担当国任？”管仲回答说：“请国君衡量一下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个人，都是上等的人才。现在寡人全部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为什么？”管仲回答：“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之后及时沉默。据臣所知，按照消长盈虚的规律，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吗？隰朋的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说完，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臣做舌的，臣身子都死了，舌头还能活着吗？”管仲又说：“东郭有狗嘊嘊，白天晚上想咬人，我关住不使它得逞。现在易牙，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能爱国君你吗？国君一定要除去他。”桓公说：“行。”管仲又说：“北郭有狗嘊嘊，白天晚上想咬人，我关住不使它得逞。现在竖刁，自己的身体都不爱，能爱国君你吗？国君一定要除去他。”桓公说：“行。”管仲又说：“西郭有狗嘊嘊，白天晚上想咬人，我关住不使它得逞。现在卫公子开方，抛弃他的千乘之太子之位而臣事国君，目的是取得超过千乘的利益。国君一定要除去他。”桓公说：“行。”管子死后十月，隰朋也死了。桓公除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但是食不甘味，于是重新用易牙。宫中混乱，重新用竖刁。听不到顺耳的话，重新用卫公子开方。桓公内外受困，又力伐四邻。桓公死后。六个儿子争立。易牙、卫公子开方、竖刁挑动滥杀大臣，而立公子无亏为君。所以桓公死后六十七日不收殓，九月不安葬。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www.xing528.com)

第一，管仲论人，既知其长，亦论其短，而主要看人的本质。《管子·戒》记载，管仲病危，齐桓公问谁为继。“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仲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则朋乎？’”意思是说，善于责备自己的，人民就不会责备他；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人民才会谴责他。所以，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的节操，是智的表现；不把不善之事归于人，是仁的表现；明君有过则归之于己，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归之于己则自身戒惧，有善归之民则人民喜悦。管仲在人品、性格等方面，肯定了隰朋，认为他目光远大，身体力行、熟悉政务、事君尽忠、宽以待人，故具有为相之才。在这里管仲又将鲍叔、宾胥无、宁戚、孙宿等人与隰朋做了具体的对比分析。管仲认为，识人，主要是认识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又必须与所承担的工作性质相应。因此，身居官位，尤其是身居要职者，必须心地坦荡，宽宏大量，既有从政掌国的能力，又有屈己而顾大局的胆识。

《管子》“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用人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汉刘邦在“天下大定”举行的庆功会上，总结他取得天下的经验时认为是发挥了张良、萧何、韩信“三杰”之所长。刘邦认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馈饷，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刘邦可用其所长，始定天下。

第二，国家要兴旺发达，其根本在于重用人才，但由于人的经历不同，以及所处环境和所学知识不同等，人在思想素质、个人特点专长、工作能力，即“德”“功”“能”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异。为使用各种人才，管子提出了“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的用人观点。齐桓公纳管仲之初，急于图霸，内未修而兴兵甲，结果屡遭失败，国势日衰。其后，齐桓公采纳管仲的意见，对外修好，对内改革，尊贤爱才，五年诸侯附。据《管子·大匡》记载，管仲因人而用，为结交诸侯之国，派遣使者，管仲对齐桓公说：“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乱，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礼，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管仲上述用人范围是属于外交方面，其原则是针对不同国家的特点，派遣适合工作于不同国家的使臣。对于内政，管仲也有一段论百官之言，其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词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国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管子·小匡》）管仲用人，以人之长，任其能发挥所长的工作。如此，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众人一心，国家兴旺。

管仲用人，不以小节毁人大德，不因其短处而抛弃其长处，而是要求立大志，重大节。管仲在《管子·形势篇》中说：“平原之陉，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尹知章注曰：“言平陉之绎，虽有小封，不成于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言山既大矣，虽有小隈，不成为深。喻人有高行，虽有小过，非不肖也。”

第三，管仲要齐桓公驱逐三个对其“忠心耿耿”的近臣：易牙、竖刁、开方。齐桓公一句戏言“没有吃过人肉”，易牙就杀了自己的儿子亲自烹调献上；竖刁为了更好地为齐桓公服务，不惜自宫；开方原本卫国太子，因为仰慕齐桓公，背井离乡，放弃权位，甚至父母去世了也不奔丧。像这样一群把齐桓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忠臣”，管仲居然进“谗言”说：“世上没有人会关爱他人胜于自己的儿子，没有人爱惜他人的身体超过自己，没有人会甘心放弃自己的权位，他们这么做无非是想得到更多！”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惜，齐桓公驱逐了三人之后，又终不忍，将其召回，结果到了齐桓公年老病重的时候，这三个“忠臣”煽动诸王子夺位，竟筑墙将齐桓公封在宫内，直至饿死，死后七十二天才得入殓，一代春秋霸主，落得个被人“停尸不顾，束甲相争”的结局。

【实例三】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晏子之晋，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负刍，息于涂侧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子何为者也？’对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为至此？’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使将归。’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不免冻饿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晏子曰：‘为仆几何？’对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赎乎？’对曰：‘可。’遂解左骖以赎之，因载而与之俱归。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父怒而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吾未尝得交夫子也。子为仆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赎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绝我之暴也！’越石父对曰：‘臣闻之，士者诎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轻人之身，不为彼功诎身之理。吾三年为人臣仆，而莫吾知也，今子赎我，吾以子为知我矣。向者子乘，不我辞也，吾以子为忘。今又不辞而入，是与臣仆我者同矣。我犹且为臣，请鬻于世。’晏子出，请见，曰：‘向者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婴闻之，省行者不引其过，察实者不讥其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婴诚革之。’乃令粪洒改席，尊醮而礼之。越石父曰：‘吾闻之，至恭不修途，惠礼不受摈。夫子礼之，仆不敢当也。’晏子遂以为上客。”

晏子前往晋国，走到一个叫中牟的地方，看见一个人，头戴破帽，反穿皮袄，肩负柴草，在路旁休息。晏子认为这是个有修养有知识的人。就叫人去问他说：“您是干什么的？”那人回答：“我是（齐国的）越石父。”晏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越石父说：“我被卖到中牟地方给人家当奴仆，今天遇见了您这个齐国的使者，我就打算回国去。”晏子说：“你怎么会当奴仆呢？”越石父回答说：“因为我无法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所以做了人家的奴仆。”晏子说：“做了多久的奴仆了？”越石父回答说：“已经三年了。”晏子问他：“还能赎回去吗？”越石父回答说：“能。”晏子便解下车左的马，把他赎了出来，于是跟他一道坐车回去。到了住房门口，晏子没跟越石父告别，就进去了。越石父非常气愤，要同晏子绝交。晏子派人对他说：“我跟你先前不曾有过什么交往，你给人家当了三年奴仆，我今天看见你，把你赎了出来。对于你，我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吗？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跟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受到委屈，那是不足为怪的，但在知心朋友面前扬眉吐气，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君子决不因为自己对人家有功劳就轻视人家，也不因为人家对自己有功劳就向人家屈服。我给人家当了三年奴仆，那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了解我；今天，你把我赎了出来，我认为你该了解我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先前，你上车的时候，不向我让座，我还以为你是偶然的疏忽。现在，你不跟我打招呼，又独自进去了，这跟那些把我当作奴仆看待的人又有什么不同？我还是去当我的奴仆好了，请你再把我卖出去吧。”晏子听说后，从屋里走出来，客客气气地接见他，说：“先前，我只看到你的外表，而现在我了解到你的内心了。我听说，善于考察别人德行的人，决不会助长人家的错误，能够体察别人实情的人，决不会讥笑人家赔礼道歉。我可以向你赔礼道歉，你能够不抛弃我吗？我愿意老老实实地改正我的过失。”于是，晏子就叫人洒扫厅堂，重排座席，举酒行礼，非常隆重地接待越石父。越石父说：“我又听说，最大的尊敬只放在心上，决不讲究形式，对人尊重而讲究礼貌的人，决不会遭到唾弃。现在，先生以礼相待，我越石父不敢承受啊。”晏子终于把越石父尊为上宾。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世间多的是人才，少的是能充分认识并正确使用人才的领导者，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用人这个方面，领导者是绝对处于主导地位的。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很早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强调领导者自身的爱才意识。不但要有识才的慧眼，更重要的要有爱才的热情和真诚，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在这方面，齐桓公和齐宣王也是典范。齐桓公爱才，对人才一片赤诚，不光不计较个人恩怨，重用管仲这样的盖世奇才，就连小臣稷这样微不足道的一般性人才，也敢于放下架子，虚怀若谷地跑到基层去盛情邀请，甚至为了招揽人才，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了天子的庭燎之礼；齐宣王爱才，在人才面前完全忘记了君臣之礼的存在，在孟子面前他毕恭毕敬，坦诚相见，表现得像是一个学生；在颜斶、王斗这些刚直之士面前，他表现出了虚心接受意见、勇于改正错误的积极姿态。君明则臣贤，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正是靠着强大的人格魅力，才吸引了人才，留住了人才，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激发了人才的创造性，从而为事业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第二，一个真正的人才，要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必须要把自己的智慧和一定的权力相结合；领导者要想吸纳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就必须给人才较高的政治地位和适当的职务。在这方面，齐国很多有为的政治家都充分意识到了。姜太公把君主收罗人才比作钓鱼，认为除了“厚禄”“重赏”这些物质方面的“诱饵”外，更重要的是要用不同的官位授予不同的人才。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管仲第一件事就是向桓公要了三权，理由就是“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制近”。他认为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只有拥有很高的权力，在政治上地位显赫，才能有效地实施一系列全方位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齐宣王在处理人才政治待遇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他一方面给稷下先生们“列大夫”的官职，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理论和实际常常脱离，缺乏实际能力的特点，不给他们以实职、常职。主要是让他们不治而议论，劝谏国君，研究治国理论。孟子虽为客卿，但实际权力很小；淳于髡博学多识，思维敏捷，但执政能力并不及邹忌，所以宣王只是发挥他口才极佳的特长，让他开展一些出使别国的临时性工作。给人才以较高的政治待遇，又根据人才的特点给以相应的职务，这是既务实又开明的齐国政治家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第三，走投无路的越石父沦落为奴，晏子珍惜人才，亲解驾车之马为他赎身。晏子爱人才，他结交越石父更体现了他为人谦逊、善待下人的高尚品德。晏子礼遇越石父的事传播出去，世人赞叹不已。有位长者说：“一般世俗者一旦有功于人就自以为有德，于是居德而傲。晏子有功于人，使他人免除奴役之苦，却又能屈己下人，他实在是一个杰出的人，这正是他在乱世中永立不败之地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