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检双方的交流沟通不能只局限于诉讼过程中的某一具体的案件，还可在多领域范围内展开，例如建立律师与检察官定期的交流会议，形成固定和有序的沟通机制；检察官还可以通过当事人律师，与其亲友等联系，缓解当事人的抵抗不合作的情绪；以律师为媒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好法制宣传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作出司法决定前，听取律师合理意见
（1）在诉讼活动中的侦查、审理、审结等各个时间段都可以对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考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百七十条等对此相关情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不仅是书面意见，还应当当面交流，这对于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直观地听取、调查证据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2）在庭前会议流程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允许法官在开庭前，召集控辩双方等诉讼参与人，对案件的程序性争议问题进行交流沟通，集中提出意见。诉讼中的庭前交流规定能够增强诉讼有效性和针对性，并对权力、权利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实现程序正义。
（3）在法庭辩论环节中。为了提高诉讼活动效率，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环节相结合，解决了形式上过于简陋的弊端，保障了律师在审判过程中各个环节都有辩论的权利，使诉讼活动更加公开、透明。
2.有效执行双向证据开示协作规定
《律师法》确立了律师阅卷权，而检方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辩护方向其告知有关证据。例如当事人不在现场或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等情形。这种规定，使检方处于对辩方的证据了解甚少的不利局面，甚至会导致在庭审过程中见到辩方的“突袭证据”时，检方不得不提出延长审理期限，中止庭审的情况。其次，律师拥有对案件信息的调查取证权，可以对案件卷宗进行复印。而检方却无法律依据，对辩方掌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解，从实质上使双方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等的境地。(www.xing528.com)
（1）对控辩双方证据的双向开示进行明确的规定。不能仅仅赋予律师阅卷权，同时应当给予检方相对应的权力，使检方对基本的证据有所了解。
（2）对证据开示的种类、开示的时间、开示的地点进行明确的规定。要对哪些证据是可以开示的，哪些涉及当事人的证据是不能开示的，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能否开示等问题进行详细规定。
（3）对违法证据开示规则的责任归结。对于应该开示而未开示，而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另一方有权申请延期审理或提出质证，以保证双方履行开示义务。故意违反开示义务导致诉讼时间延长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弥补对方相应的经济损失。[22]
3.在诉讼活动之外的时间日常交流
新型律检关系不仅存在于诉讼活动中，还贯穿于司法实践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日常的业务上的广泛的良性互动也是不可或缺的。（1）将律师协会和检察系统的数据库形成对接，减少信息沟通交往的不便，以信息化促进双方的交往。（2）通过法学大讲坛、法学峰会、专家座谈的方式。[23]以法学研究作为平台，对当前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加强理论知识，提升学术水平，促进我国法学研究水平，共同帮助我国法律工作者的素质提高。（3）促进人才交流。双方可以根据需要相互借调、聘任优秀人才，帮助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担任一定职务。如由经济事务方面的律师来帮助经济情况的调查，聘请检察官担任咨询师、律师担任人民监督员等。[24]2015年3月，湖北省检察院创新检察工作机制，深入推进诉讼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采取规范诉讼违法线索管理、制定工作流程图等措施，加大监督力度，规范监督行为。继续推进司法办案转变模式、转型发展，重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协作，省检察院邀请20名律师参与信访接待102人次，推动建立新型检律关系；健全重大复杂案件公开审查、听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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