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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和人才认识的演化及其关联

时间:2023-07-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关这个主题的思考历史,以及它为何发生改变,对于理解中国和美国在设计教育方案方面的不同措施尤为重要。在美国,有关拔尖人才的培养文章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主要集中于学校儿童。其次,我们认为智力是稳定的。确实有些时间里智力是呈现可遗传、稳定和可转换的特点,但这些更多只是巧合,而非必然的因果。你使用的智力模型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了你对人才的培养模式。

智力和人才认识的演化及其关联

很多年来,教育家们一直在考虑拔尖学生的培养,也是今天论坛的主题。有关这个主题的思考历史,以及它为何发生改变,对于理解中国和美国在设计教育方案方面的不同措施尤为重要。

在美国,有关拔尖人才的培养文章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主要集中于学校儿童。1868 年,William Torrey Harris 在圣路易斯开展了一个天才儿童的项目,宣扬了教育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系[1]。培养拔尖人才与理解智力的模式被紧密而直接地联系起来。

从历史上看,人们曾认为智力是先天性的。在 19 世纪 60 年代,Francis Galton 使用统计相关性得出了结论,智力具有遗传性[2]。如果智力是先天性的,甚至是基因性、特异性的,那么结论无非就是“我是聪明的”或者“我不聪明”这两种。在这个模式中,如果我们能够探明如何根据人们的智力划分人群,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技能分配工作和资源。

在大约100年间,我们曾深信的,关于智力的三个认知,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首先,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智力有先天性、遗传的特性。如果你是聪明的,那是你天生如此。其次,我们认为智力是稳定的。如果你从前是聪明的,那你未来也是聪明的。第三,我们认为智力是可转换的。如果你能解决化学问题,你也能解决历史问题。

这种智力模式其实是有些幼稚的。确实有些时间里智力是呈现可遗传、稳定和可转换的特点,但这些更多只是巧合,而非必然的因果。家庭、文化环境和经历比基因和先天能力更具有影响性。

很自然的是,当人们相信智力是先天性的,人们立刻开始寻找一个测量智力的系统。如果你能够定义一个定量的测量智力的尺度,并且你相信智力先天说,那你就该对儿童进行测量。随之,你再使用智力稳定说来预言,从而给有天资的孩子更多机会发展自身。然后,依据可转换智力一说,你就应当把他们置于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位置。(www.xing528.com)

20世纪早期,在法国,Alfred Binet和他的学生Theodore Simon提出了“大脑年龄”的概念。顾名思义,用以回答你的智力是超前还是滞后于生理年龄的问题。他们创造了一种可用于儿童的测试,他们认为按他们定义,智力较为低下的学生的孩子可以放在特殊班级[3]。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Lewis Terman教授,斯坦福大学知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在此前工作基础上构建了Stanford-Binet 测试。此前宣称被测试过的心智的维度简化成单一的数值,即你的“心智年龄”和你“身体年龄”的比率(心智年龄/身体年龄×100),被称为“智商”,即IQ。

用智商或者用一个标准化测试进行排名,总体来看就像进行一场赛跑。你定义了成功的条件,然后开始赛跑,然后你根据结果选出第一名、第二名等。你不去考虑个体差异和个体经历的影响,而仅仅看赛跑的结果。

你使用的智力模型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了你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如果你认为智力可以用一个排序的测试来测量,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准备测试,十分关注排名。作为一个教育设计者,你所设计的教育方案就会以考试表现和取得高分的能力定义成功。一旦你把成功定义为一场需要胜利的比赛,你就会知道如何让他人做好准备,你就只需要在终点线等待谁会第一个到达终点。

尽管这种赛跑式的智力模型现在已经饱受质疑,但人们曾对此深信不疑了许多年。很多社会行为依然反映出这一幼稚的智力模型:很多人倾向于相信某一领域成功的人在其他领域也有指导性意见。然而,某人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方面都应该听取他的意见,比如文学政治学,或者买什么汽车和早饭吃哪种麦片。尽管如此,然而,人们还是常常如此。在听取推荐和意见时,我们甚至对智力都没有那么挑剔。正如我们听取名人(像体育明星、演员,或是其他名流)的购物意见时,听取的可能性和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并无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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