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不清，我彻底失去理智

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

它们是我头脑里的沉重负担。

——李察·艾希克罗《用色彩驱散暗夜》

我开始完全活在当下。每一刻我唯一能控制自己做到的，就是专注。专注于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一分钟紧接着一分钟地将时间填满。我已经将躺在解剖台上的女性死者的头发浸湿，正在用一把梳子把她脑后的头发水平地分开——细长的缝隙里露出雪白的头皮，将左右两侧的耳朵相连。还是用同一把梳子，我将分好的两部分头发一半向前盖住死者的脸颊，另一半向后梳，盖过她的脖颈——此刻它被一个橡胶头部座架从解剖台上支撑起来。我将手里的梳子换成一把解剖刀，将刀片沿着刚刚梳理出来的缝隙用力切下去，于是狭长的头皮就随着刀片的移动而迸裂开，露出如蛋壳表面般的颅骨：此刻她的后脑出现了一条相当大的切口，不过等对尸体完成修复之后，这条切口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我一只手抓住她上半部分的头皮，几乎用尽全部力气将其越过她的头顶朝着面部拉扯。随着我的动作，响起一阵阵撕裂的声音，而且我不时要因为白色的结缔组织使皮肤附着在了颅骨上而停下来。这个时候，就需要解剖刀轻巧地发挥作用了，然后我再继续用力拉扯她的头皮，直至颅骨的前额部能够完整地暴露出来。这个女人的头很容易打开，并没有在耳朵后面扩大切口进行一些“额外处理”的必要。有些人的开颅则要更费力一些，这也让我想起以前有个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很可爱的APT说过的玩笑话：“我们要是能生来就没有耳朵，并且在脑袋上安装个拉链就好了。”

对所有成年人的头颅，我们都采用这同一套方法打开。脑后的巨大切口在尸检结束后会被整齐地缝合起来，然后再将死者的头发进行一番精心梳理，缝合线就几乎看不出来了。但若是死者发量稀少又或者是光头的话，我们就将切口的位置做得尽量靠后，这样就能利用枕头把痕迹藏起来。我们从来没有采用过明显更简单省力的方法，比如在前面提到过的那部电影里制作人想通过道具尸体展示给所有人的那样，直接从前额切开……

用同样的方法，我继续从切口处将死者后脑头皮的下半部分剥离至脖颈——这个做起来要简单得多——然后用手术刀在颞肌附近沿V字形进行切割，颞肌在颅骨两侧的两个横纹肌岛上清晰可见。这些肌肉都需要从骨骼上切除，然后失去支撑的头皮被整理平整——这些都是为了给下一步要用到的工具——开颅锯创造施展的空间。

在尸检中用到的电动开颅锯有一个震荡式的刀片，因此它虽然能够锯开坚硬的头骨，但却对皮肤和其他柔软的组织束手无策。事实上，它和人们在骨折痊愈后，取下石膏时用的工具是一样的。使用电动开颅锯会制造大量的残渣，这些残渣可能是颅骨的碎片，也有骨骼的粉末。因此，在它上面通常还会安装一个有罩头的真空抽吸管，这个吸管可以将绝大多数可能会被APT吸进肺里的危险微粒物质处理掉，但这样做时会发出极其巨大的噪声，并且令锯子操作起来相当笨重。当然，我们也可以戴一个纸质的面具作为防护替代。

“教授，我能进行开颅了吗？”我站在一旁问道，手里已经准备好了开颅锯，模样活像是持着一把来复枪、时刻准备着的女王卫队成员。在进行这一步前，一定要记得先获得许可，因为这同时也是在提醒医生你马上将要启动开颅锯了——考虑到他现在正操作着非常锋利的解剖刀，而电锯忽然炸响的轰鸣声很可能会吓得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伤到自己，因此这一声询问非常关键。

“可以了，卡拉，已经可以了。”圣克莱尔教授回答说。

他和我在小小的高危案件专用验尸间里已经建立起了非常默契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们依旧严格按照程序来完成工作。还没等他的话说完，我便接通了锯子的电源。随即，空气中响起一阵如牙医用的电钻般呜呜的声音，以及好像真空吸尘器般的轰鸣声。我操作着这个因为罩头而显得笨拙的工具从死者前额的正中沿一条直线锯到左耳，然后又在右侧进行同样的操作。随后，我在颅骨的背面又重复了一遍：先从中间锯到左耳，然后再向右耳。于是，我便有了一块椭圆的、“眼睛形状的”头盖骨，不过这时它还没有彻底脱落。还有很重要的一步没有进行：使用一件T字形的金属工具，也就是我们平时称为“开颅凿”的东西。我将T字形工具的底部插入由电锯造成的骨缝中，用一个木槌轻轻敲打，随后改用T字形工具的头部向右侧一扭。这样一来，头盖骨很快就能与其下一层叫作硬脑膜的组织分离开来，同时发出一阵类似于爆裂和撕扯的声音。颅骨的顶盖——头盖骨——此时便可以很轻松地取下来了。我将其放在了解剖台上死者头部的旁边，于是死者的大脑便被暴露了出来。

怎么说呢，大脑看上去实在有点太过于……朴实了。那副样子很难让人相信它拥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并且是我们全部人格、记忆乃至自我的发源地。大脑呈淡淡的粉色，还闪烁着一点柔和的光泽，是一个令人感觉相当愉快的器官。因为它的构造非常精密，所以为了将其从颅骨中取出来，我用一只手稳稳地持住，另一只手操作解剖刀将位于颅骨底部中央的颅神经切开。然后，我将解剖刀伸进枕骨大孔——大脑通过这个孔洞与脊髓融合到一起——将脊髓横着切断，这样，大脑就能够从颅骨中取出来了。我将托着大脑的手稍微向左侧倾斜一点，以便把靠近颅骨右下方的一层薄薄的连接组织，也就是解剖学上所说的小脑幕切开。同样，完成右侧后还需要对左侧进行相同的处理。这一步完成后，位于大脑下面的两个小脑半球就全都能取出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小脑了，我将整个脑组织小心地放进了磅秤的不锈钢大碗中。在尸检过程中，每一个器官都要称重，这一步骤通常都是随病理学家的解剖而进行，不过大脑这部分由我来负责。我在书写板上记下了“1349克”的数据——对于大脑的重量而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平均数值，一般人的大脑都在1300～1500克之间。随后，脑组织便会被放到教授旁边的解剖台上。这时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来，它在渐渐失去原有的形状，并且开始不断变小。

我觉得我的大脑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不断萎缩，变得又扁又平。但我相信那并不是我原本的性情问题——肯定都是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尽管状态不佳，但是每天平淡无奇的节奏反倒令我感到颇为欣慰。有两件事让我对重新回来工作产生了一定的畏难情绪。一是始终存在与塞巴斯蒂安再见面的可能性。虽然在我们的停尸房，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就好像我只是因为得了流感而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另外一件则是我还要继续做安葬宝宝们的工作，死去的婴儿在我的生活中简直变得无处不在。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去关注他们的死亡：如今我自己也成了统计数据中的一员了。但是幸亏有抗抑郁药在起作用，面对困难我更多的感觉只是麻木。如果没有这些药片的话，我很难想象痛苦的折磨会是多么强烈。每一天，我所想要的无非是按时上班、完成任务、下班回家。我过得仿佛行尸走肉一般。每天傍晚6点左右，我就会服下安眠药，然后在第二天早上5点准时醒来，起床去上班，开启又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日子。不过，我应该勉强算得上是个功能良好、工作勤奋的行尸走肉了。又或者说，至少，我是一个好的行尸走肉。

可能正是我本身的生活状态驱使我更多地关注大脑的吧。

教授将我从无边的遐想拉回到现实之中，这时他已经开始用一把长长的、无比锋利的解剖刀来切割那团粉色的物质了，切好后的薄薄的脑组织在血迹斑斑的解剖台上变得更加扁平，就像一摊苍白的奶油冻。经过检查，他发现没有任何异常情况。这种检查在我们接手的高危案件尸检中是非常典型的，根据死者生前有静脉注射用药的习惯，顺理成章的推断就是如果他们使用了一些有问题的针头，就有可能染上艾滋病。而在眼下的案例中，虽然死者也是死于药物过量，但以目前检查的结果，我们只能说疑似“某种毒物”导致了死亡。所以，在教授开口之前我就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了，并且已经将注射器拿在了手里。

“卡拉，我们需要采集一些玻璃体。”教授的话证明了我是正确的。说完，他将手上的乳胶手套扔进了一旁的黄色医疗废物桶，然后在尸检记录表上开始埋头写起刚刚的发现。

虽然采集玻璃体是很多APT最讨厌的操作之一，但它却是一件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想要完成好这一步，在技巧上需要格外高的精确度。我走到冰冷的解剖台旁，开始操作起手上的注射器，这样一来我便与死者面对面了。当注视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时，恍然间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所有表面上强撑住的坚强是如何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在到家的第一时间就被眼泪冲垮的。我感到我所失去的，远不止最初我以为的仅仅一段感情那么简单。

我赶紧在脑海里刹住了车，将精神集中。我把她的头皮拉回原来的位置，重新遮盖住已经打开的颅骨，这样一来，不仅她的模样重新变得完整，我也能接触到她的眼睛了。在用一只手将她的眼皮尽量宽地撑开后，我的另一只手将注射器倾斜着扎入了白眼球的部分——专业术语叫作“巩膜”。由于进针的方向是水平的，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针头穿过她清澈的晶状体进入眼球，接着看着它从下方滑过瞳孔。确认好位置后，我开始拉注射器的活塞，抽取了2毫升左右澄清的胶状液体，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玻璃体。玻璃体只是眼球中的成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房水，那是一种相对来说均一性更好的液体。眼球中的房水处于一个不断补充的动态平衡中，但是玻璃体则保持恒定，因此如果有药物或者其他物质进入玻璃体的话，就会一直被保留在里面，除非专门人为地将其清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毒物检测而言，玻璃体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另外，与其他体液相比，玻璃体对腐烂进程的抵抗能力更强，甚至在死者已经进行过防腐处理后，其玻璃体仍可为尸检提供各种有效的信息。我换了一只新的注射器，在死者的另外一只眼睛上重复了一遍上述操作，采集到的玻璃体将连同其他体液，如血液、尿液等一起被送给毒理学家进行化验。只有在得到了毒理学家的检查结果后，我们才能最终确定死者体内是否充满了某种未知的毒物。

我在大学修毒理学的时候，学的全部都是关于毒药的知识。实际上，只要用对了剂量，任何物质都有可能成为毒药，甚至看起来完全无害的水也一样。早在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1]就得出了这一结论，并且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他的话经常被精练为一句拉丁文短语“sola dosis facit venenum”，意思是“剂量造就毒药”。不过，当我们想到毒药或者毒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化学物质的滥用或者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小说中写过的那些恶棍喜欢用的东西，比如士的宁（马钱子碱）、砒霜或者氰化物等。伴随着此番联想而生的，是无情的、效果直接而猛烈的粉末或液体在瞬间控制住中毒者的身体，然后一点点释放它们邪恶的力量，直到死亡降临。

若是按照这种表现来看的话，那么我也正在被毒害。

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受到来自塞巴斯蒂安妻子的凶恶诅咒，她不断地对我讲着他的秘密（虽然我从没接过她的电话，但她会在语音信箱留言）。虽然理智上我知道不该再去听任何关于他的事情，但情感上我却完全控制不了自己——那就像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瘾头。她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家庭度假的种种，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对他所有消失不见的日子产生的怀疑。而且从她的话中我还得知，在我生日那天他们一起去看了演出——他本来说是专门为了我才买的演出票。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我做手术的那一整天，他都没有跟我联系过，而且更过分的是，当他知道我要做手术而不能去了的时候，就找了她来替代！她不断说着塞巴斯蒂安实际上有多么爱她，还给她买了蒂凡尼（一家美国珠宝品牌）的项链。但是当她开始描述那条项链的样子时，我便意识到那和他给我买的一模一样。一时间，除了恶心外我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感受。她的话直勾勾地刺入我的耳朵，像一团黑霉一样在我的脑袋里四处蔓延，它不断饥渴地向我粉色的大脑伸出菌丝，而一旦让它得逞，我就再没有半点招架之力。

每天早上，我近乎机械似的工作着；到了午餐的时间，完全没有心思吃东西的我就会像一个苍白的幽灵那样悄悄溜进医院的小教堂，躺在长凳上给自己1个小时的疗愈时间。我在那里寻找着安静，以及一种心灵层面的安宁。某些时候，我真的能够获得安宁。我和这里的爱尔兰牧师帕特里克因为宝宝们的葬礼有过一些工作上的接触，有一天，当我正攥着冰凉的玫瑰念珠，将其紧紧抵住额头躺着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我非常糟糕的状态。

“你还好吗？”他温柔地问，“我知道，这是个很愚蠢的问题。”

我很喜欢帕特里克。他是个穿着皮夹克、骑摩托车的牧师，这让他在我书中提到的男人里面显得很酷，至少是在外表上。

我以问作答：“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由于和一个人过于亲近，以至于让他磨损了你的心智，让他的罪恶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并且你好像还永远没办法把受到的玷污清洗干净？”

我并不期待他会回答我，但是他在沉默了片刻后开口了：“在上帝的帮助下，所有的罪恶都能得到救赎。沐浴着上帝的恩典，你的心灵就能重新得到净化。”

我思索了一阵他的话，然后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把玫瑰念珠重新放回防护衣的口袋里，就径直回到停尸房了。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几乎强迫性地洗着澡。我真的无法相信，有朝一日我还能再次感到纯洁。

说起来比较讽刺的是，我成年后的几乎全部时光都是与死亡共度的，并且我也知道在很多文化中都存在着各种“死亡的禁忌”，因此那些和死者有过接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视作“不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分析过这种现象，认为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基于“对死者的灵魂会重返人间的恐惧”，但是所有禁忌早在弗洛伊德之前便已经长久存在着了。在《圣经》中，《民数记》第11篇讲道：“一个人只要碰触过尸体，他就会在接下来至少七天的时间里是肮脏的。”在第13篇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任何人，只要与尸体接触过，那么他就弄脏了神赐的圣洁。”《哈该书》第2章第13篇中对此也有细致的描述：“如果一个被尸体玷污了的人，碰触了其他的东西（面包、酒、油），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就变得不洁了？”对此，牧师的回答是：“是的，它们也是肮脏的。”

而且存在禁忌问题的还不仅仅是与尸体在物理层面上的接触：像生活在撒哈拉的图阿雷格部族，对亡魂会从阴间返回的恐惧甚至到了一旦有人死亡，就会另选他址重新安营扎寨的地步，而且死者的名字永远不会再被提起。他们在死者离世的地方将尸体清洗干净，用树枝将其遮盖起来，然后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一地点就被视作坟墓。因此，在他们眼中，哀悼者和寡妇身上也都沾染着晦气：活着的人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与他们接触，以免招致死亡或者其他厄运的降临。甚至到了2015年，在孟买，有大约25名从事着包括管道工人、商人等不同职业的帕西人^[2]志愿提供抬棺的服务，因为现有的抬棺人中罢工的越来越多。对此，有评论文章写道：“考虑到与抬棺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耻辱，这一现象实在令人惊讶——很少有帕西人愿意与抬棺人结婚，在正派的人看来，抬棺人是‘该被唾弃的贱民’。”

与这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完全相反的，是我面对死亡从来都感到心平气和的态度——死亡并不会给我带来伤害。而与一个活生生的人之间建立起的关系，反而让我深受屈辱。

我感觉和团队里的其他同事相比，蒂娜更能理解我当下的处境，但是她有一天问我的话还是令我吃了一惊：“你愿不愿意离开一天去别的地方学习一项新技术？”“当然。”我肯定地回答道，同时心里想着：只要能让我从这里、从所有这些事情中解脱出来，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天也好。

“是在伦敦北部进行的摘除术课程。”她继续介绍着，“我知道你很喜欢采集玻璃体的操作，所以觉得这个课可能刚好对你胃口。”

所谓“摘除术”就是将眼球取出来的技术，虽然在大多数组织管理库中有专门指定好的摘取眼球的专家，但是有些停尸房的技术员还是会学习这项技术。蒂娜的想法一点没错，我非常着迷于采集玻璃体时对操作精确性的挑战，而拥有一项自己的独门技术绝对是一件能带来相当程度优越感的事情。当以后再遇到器官捐赠者时，就能运用摘除术帮助其实现赠予角膜给需要帮助的人——比如由于反复感染或者穿孔而视力不断衰退的人的心愿了。于是几天之后，我启程前往位于伦敦北部的亨顿。在课程学习中，我使用了一种叫作OSILA的相当逼真的塑料模型，来练习摘取眼球的技术：模型脸部有橡胶质地的仿真视神经和各种不同的斜肌、直肌，甚至还有果冻状滑溜溜的眼球和结膜，这些全部看上去和真实的一模一样。就像一名“后备的”女童子军那样，我渴望着得到认可，并且我总算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得偿所愿地“通过”了。掌握这项技术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可以非常骄傲地将它添加到我的个人简历上——或许在晚餐派对上拿出来炫耀有些不合时宜？假如APT也有绶带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因为取得的成就而获得奖章！而我刚刚得到的，就是“眼球奖”。

眼睛上会出现一种非常有趣的解剖学现象，拉丁文中将其命名为“tache noire de la sclérotique”，也就是“眼睛上的黑斑”的意思，我们通常将它简称为“黑斑”。如果死者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巩膜（也就是白眼球）就会由于氧化以及水分的不断流失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色，这种现象一般在死后7到8小时的时候最为明显。不过，除了黑斑之外，暴露在外的巩膜上还会形成一条棕红色的线，这说明这个脆弱的结构受到了暴露性角膜炎的侵袭。作为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对这条呈铁锈颜色的直线要尤其予以重视，如果对其背后的原理缺乏理解的话，就很容易将其误判为外伤或者出血。如果是物理性创伤造成的红线的话，除非受到损伤的只有巩膜，而角膜仍保持完好，否则角膜移植就不能进行。而若只是暴露性角膜炎引起的，则依旧可以进行移植。所以，这也是在死者离世后，需要将其眼睛完好闭合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说在一些文化中，会将硬币放在死者的眼睛上，这样既防止他们继续在阳间徘徊，又能替他们支付给阴间摆渡人的钱，也是有一定实用性的。

我拼命克制着不让私人问题造成的情绪波动影响我的工作，并且在圣马丁停尸房尽量让自己保持一种无头鸡般东奔西跑的状态，完全不给自己喘息的余地。忙碌的节奏似乎是唯一能够使我保持理智的方法。

不过说到无头鸡，曾有个存活了一年多的无头鸡的著名案例。在1945年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农民劳埃德·奥尔森在妻子的要求下准备杀一只小公鸡作为晚餐，但是由于他在砍下鸡头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这只鸡的头没有被砍掉，部分颈静脉以及大部分的脑干仍然保持着完整。因此，这只后来被取名为“麦克”的小公鸡依然可以笨拙地行走，在栖木上保持平衡，甚至还能继续打鸣——虽然那声音实际上只能勉强算是一阵咕噜咕噜的可怕噪声。奥尔森用小颗的玉米粒喂养麦克，还用眼药水滴管喂它牛奶和水的混合液体，以保证麦克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在麦克“活着”的18个月里，奥尔森带着它到各种嘉年华上进行展览，并因此赚得盆满钵盈，但是可怜的麦克还是在一天晚上被一颗玉米粒呛到后不幸死去了（或者说总算有幸死去了，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它那种可怕的生存状态）。

我常常会被问到是否曾经给身首异处的死者进行过尸检，以及人在遭遇断头之灾后是不是情况正好与麦克相反？很显然，人类若没有了头是不能生存的，但这一简单的结论并不能终结人们所有的好奇，比如在头被砍下的一瞬间，人是否还有理智存在——哪怕只是稍纵即逝的一刻理智？

1792年4月的巴黎，在经过了几个星期拿动物以及尸体进行的实验后，臭名昭著的断头台正式投入使用。断头台（guillotine）以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医生（Dr Joseph Ignace Guillotin）的名字命名——虽然他并不是绞刑架的发明者。在此之前，很多已经投入使用多年的断头装置都是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比如意大利的“Mannaia”（断头台）、苏格兰的“Maiden”以及哈里法克斯的“Gibbet”（绞刑架）等，而吉约坦的名字之所以会被使用，则是因为他坚信斩首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瞬间即可致死的处决方式，并且全力支持断头台的使用。后来，斩首逐渐成为执行死刑的主流方式。而在大革命前，法国采用的绞刑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虽然在行刑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标准，但是在英国，“长距坠落”，或者又叫作“测量坠落”逐渐由于其被认为最符合人道主义原则而成了标准方式。和早期的方法不同的是，长距坠落在行刑时将死刑犯的身高以及体重因素也纳入到了考虑范畴之中。也就是说，绳子的长度能够保证犯人被快速且准确地吊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调整并没有提高行刑的致死效率。因此，相比于高风险、常让犯人饱受漫长窒息之苦的绞刑，更快带来死亡的斩首显得更为仁慈。

然而，在断头台投入使用3年后，著名的德国解剖学家塞缪尔·托马斯·冯·梅林写了一封信，在这封随后发表于《巴黎通报》（Paris Moniteur）上的信中，他做出声明：

你们知道吗？根本没人能够确定死刑犯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的那一刻，他的感觉、人格以及全部的自我是不是也随之立即消亡……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大脑是我们所有感受和感情的源头，这个意识的发源地即使在血液循环被切断，失去了血液供应之后，仍然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正常运转。因此，只要大脑一刻保留其核心的功能，死刑犯就会一刻对其处境保持充分的感受。已经有可靠的证人向我证明，他们曾经亲眼见到过一颗刚被砍下来的头在咯咯磨牙。

随着这种令人不安的故事在大众间野火般迅速传播，医疗团体陷入了一阵忙乱之中。夏绿蒂·科黛由于将革命者让·保尔·马拉暗杀于其浴室中而被处以死刑，行刑后刽子手拎起她的头颅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光，并高举示众。有目击者称：“当刽子手把她的头举起来后，她的脸红了，并且露出非常难为情的神色。”（我想如果换成是我也会一样，因为刚刚被扇完几个耳光，很难不像蛋糕上的樱桃那般脸色通红。）另外还有一个传说，讲的是两个死刑犯在被处死后头颅放在了同一个麻袋里。由于二人生前在国民议会是死对头，于是其中一人狠狠地咬住了另一个的鼻子，用力之大，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将其分开。

虽然在斩首之后，血液中的溶氧量能继续提供大脑12秒左右的氧气需求，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判断死者还存有清醒意识的理论依据。曾经一度有人试图通过对动物或者犯人进行可怕的实验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但是始终没人拿出可信的证据，向人们证明一颗头颅在离开了躯干之后还有咬其他人的能力。如今科学家们相信，断头后大脑中骤降的血压会令犯人在几秒钟内失去意识。因此，希望几秒钟的时间对于受刑者来说算是足够迅速的。

有件事情想来很有意思，如今对普罗大众极具吸引力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正是基于断头台的应用而建立起来的。在18世纪末，由于缺乏传播媒介，影像资料并不像如今这样随处可见，这也就意味着蜡像成了向人们展示新闻等的重要手段。所以，当天赋过人的玛丽·杜莎凭借其在艺术上的精湛技艺而逃过上断头台的命运后，被迫开始为遭到斩首的王室成员制作蜡像。后来，终于从法国成功逃亡出来的杜莎夫人带着她的蜡像作品开始了巡回展览，并最终在贝克街建立起第一个永久性展览。

实际上，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模型和蜡像，就连头颅本身都曾经一度成为交易的商品，其中典型的例子包括最常见于亚马逊人^[3]的干缩人头工艺等。19世纪早期，新西兰出现了一种引起巨大争议的头颅交易，而那正是欧洲人向这片土地大举入侵的时间。在当时，一些毛利部落的成员——男人和女人都包括在内——都有“黥面”的习俗，这种整张脸的文面被称为“moko”。Moko独特的花纹样式可以用于部落成员的辨认，尤其是当他们遭遇了断头的厄运时。而相应地，如何在死后保存头颅也成了毛利人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会把死者的眼睛和大脑都取出来，然后将头上的所有孔窍都缝合起来，经过蒸或煮的一番处理后，再通过在火上烟熏、在太阳下暴晒的方式令其充分干燥，其结果就是头颅会彻底木乃伊化，并且moko会被非常完美地保留下来。这种毛利人口中名为“mokomokai”的干缩人头会被妥善安全地保存起来，只有到了重要的场合才取出来。后来，入侵新西兰的欧洲人对mokomokai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试图用步枪与毛利人进行交易。此后不久，由于其复杂精细的工艺以及奇异的美感，mokomokai成了西方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旅行纪念品。Mokomokai的意外走红很快就造成了真正的头颅供不应求，于是，交易市场上制作干缩人头的生意应运而生。不幸的是，对于很多奴隶而言，这是他们唯一能获得moko的机会：有专人给他们黥面，留出充分的时间让伤口愈合，随即他们就会被斩首，头颅经过上述的方法处理后冒充部落首领的mokomokai卖给深信不疑的收藏者们。

一场颇为引人发笑的交易被弗雷德里克·曼宁记录在了他的游记《旧新西兰》（Old New Zealand）中。当时他认为自己落入了一个毛利人的包围圈中，并且包围他的人还不断朝他点头示意。然而，很快他便反应过来，原来那些“人”都是些插在包裹着织物的棍子上的mokomokai。一阵清风拂过，干缩人头便随风上下振动起来，一副点头打招呼的样子。正当为此震惊不已的时候，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人的说话声：

“在看‘老袋’^[4]吗，先生？”(www.xing528.com)

“是的。”我回答着，转过身去的反应比平时敏捷得多。

“‘老袋’可一直很稀缺呢。”他说。

“我想也是这样的。”我说。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老袋’了。”

“你们这些魔鬼！”

“他们中有一个疼得很厉害。”

“我倒更愿意相信他们每一个都疼得很严重。”

“不，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说道，“他的头骨裂开了，没用了。”

“天啊，那是谋杀！现在我明白了。”

“‘老袋’可是非常稀缺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摇了摇他自己的“老袋”。

“啊。”

“他们需要提前给奴隶刺青。然后，有个恶棍逃跑了，刺青都偷走了。”

“什么？”

“可以砍头前跑掉了。”

“也就是说，他偷走了自己的脑袋？”

“正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重罪！”我惊呼道。

后来我就离开了，想来还是非常明智的。“这是一个对脑袋的看法非常随意的国家。”我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

虽然这只是一段颇具喜感的对话，但当有众多无辜的生命为满足人们的收藏癖好而惨遭杀害的事实公之于众时，这股一度受到追捧的“审美”风潮迅速沦为一个大众丑闻，并且恶劣程度与现代的“阿德尔赫丑闻”不相上下。183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将这种令人反感的交易判定为违法，目前英国境内的博物馆仍在想方设法将可怜人流落他乡的头颅送回故土。

在奥斯卡·王尔德根据《马可福音》中一则圣经故事创作的戏剧《莎乐美》中，傲慢自大又暴躁易怒的公主莎乐美要求将先知施洗者约翰的头颅放在一个银盘上呈给她。莎乐美之所以会有如此残忍的要求，是因为约翰拒绝亲吻她：施洗者约翰是一个圣洁的人，不愿被莎乐美不洁而渎神的性欲所污染。因此，砍头实际上就是莎乐美的报复。她把施洗者约翰被砍下的头颅捧到面前，大声宣布道：“啊！你不愿意让我亲吻你的嘴唇，施洗者约翰。那好！现在我就要亲吻它了！”在随后的情节发展中，王尔德创作了大量情感丰沛、富有性挑逗和讽刺意味的台词。

我之所以深信这段故事纯属虚构，是因为在莎乐美生活的那个时代，三头肌撑体或二头肌弯曲等训练肯定不会被纳入年轻公主们的生活日常。所以，莎乐美一定不具备将一个男人的头颅长时间捧在面前，并且说上大段台词的上肢力量。

对手持人类头颅的负重感，我可谓是深有体会。

那还是很多年前在市政停尸房工作的时候，我和杰森花了一些时间到当地一家医疗机构去接受法医尸检的培训。那里的停尸房比我们的更大，而且还有一些为特殊事件而专门准备的仪器设备，比如可供警方督查尸检过程且不会被“污染”的走廊、为了取证而安装的监控系统等。当我们在下午两点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现场人数之众令我感到无比震惊：正和高级调查官（SIO）及其他警方人员一起仔细查看犯罪现场录像和照片的病理学家，正在进行设备调试的摄影师及其助手，正在为艰巨的尸检记录工作做准备的记录员以及所有其他在场的人员。当运尸袋被打开时——这一步必须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拍照记录，以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更令我吃惊的一幕出现了：死者没有脑袋。不对，我要更正刚刚的话：经过一番更仔细地查看之后，我发现他是“有”脑袋的，只不过并没有连接在身体上，为了防止断头在运尸袋中到处滚动而将其夹在了两腿之间。这种做法非常合乎逻辑，但是当被一个人从他的生殖器下边瞪视的时候，那种体验实在奇怪极了。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冲上前捧起这颗头颅并将其放回到解剖学的正确位置上。但是我克制住了自己，因为在每个人都为尸检做好准备之前，我不能碰任何东西。

在法医解剖中，病理学家在做完外表检查之后，后续取出内脏的步骤也是由他来完成。尸体表面及内部的任何东西，都要由一名具有法医病理学资格认证的医生详细记录，作为日后出庭作证时的依据。虽然这些都不包含在APT的职责范畴内，但从颅骨中取出大脑的操作还是由我们来进行。不过在这个案子中，我认为已经完全没必要了。这个男人显然是被谋杀的——凶手用一把利刃砍下了他的脑袋——后面只要等待警方将凶手缉拿归案就可以了。凶手落网以后，病理学家会再被法庭传唤，当庭向陪审团展示他在尸检中的发现。

然后，就可以宣布案件圆满结束——至少我以为会是这样。

所以，可以想象，当科林·詹姆森医生说“好了，伙计们，现在轮到你们打开他的脑袋了”的时候，我有多惊讶。

我看着杰森，大睁着的眼睛里充满了慌张，一个问题在脑袋里不断盘桓着：“我们在这个鬼地方要怎么工作？”就像读懂了我的想法似的，杰森非常镇定地对我说：“来吧，你去拿锯，我来帮你固定。”

我向杰森更靠近了一些，悄悄对他耳语说有这么多人在一旁围观，我觉得自己紧张得根本没法操作那把笨重的锯子——毕竟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实习生，并且还只习惯于处理连接在身体上的脑袋。

“没问题，那你来帮我固定，我来锯。”他随后又补充道，“不过，你可要用力控制住啊。”

于是，我从杰森身边走开，捧着一颗沉重的人头走到解剖台的另一侧，在确定将它放到了正确的位置上后便尽力使其在不锈钢台子上固定住。我要特别留心不能让手指偏离过死者耳朵的位置，否则它们很可能就要断送在杰森的解剖刀下了。所以非常诡异的，我必须像对待恋人那样以一种双手捧住脸颊的姿势捧着这颗人头。为了更便于发力，我将身体向前探出去，并且靠双肘撑在不锈钢台子上保持平衡。如此一来，我的目光便直直地看进了断头的眼睛里，感觉我就像是要去亲吻头颅的莎乐美。在我摆出这一奇怪又亲密的姿势时，旁边有12双眼睛齐刷刷地将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仿佛嫌画面不够难堪，为了维持这一状态，我还必须把屁股高高地撅向空中。要不是停尸房的环境背景相对阴郁严肃的话，那么眼下的情景简直就是喜剧中的一幕了。

事实证明，杰森的提醒非常明智。当他切开并剥头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将头颅稳稳固定的任务。但是，等到他开始锯颅骨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力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在机械强劲的冲击力下，我根本控制不住开始歪斜的头颅，以至于杰森完全没法锯成一条直线。所以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交换回了最初的安排，由他那健身达人充分锻炼过的手臂来固定头颅，而我则负责将颅骨锯开。最后，我们总算是成功地将颅盖锯了下来，取出大脑放到了天平上。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我已经是一副脸颊通红、满头大汗的模样，但是却有种经受住了某种考验后的畅快感觉。后面的修复过程也许会有趣些吧……

和平时相比，另一件做起来会有些奇怪（说得好像现在的处境还不算奇怪似的）的事情是摘除脖子和舌头等器官，或者用我们的术语叫作“咽部”——也就是通常说的嗓子。完成这一步骤的方法有很多，当我在一具用橡皮块支撑起来的尸体上做出常规的Y字形切口时，在整个脖颈区域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皮瓣，三角形的“顶点”大致位于锁骨的中间。你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自己的锁骨，在其中心有一块凹陷进去的地方，叫作胸骨上切迹。我会用手指或者带齿的手术钳夹住三角皮瓣，拉向脸部的方向，同时另一只手持解剖刀切断皮瓣与颈部的胸锁乳突肌（SCM）之间的白色结缔组织，就和处理头皮时是一样的。这个步骤非常省力，借由解剖刀锋利的刀刃，只需羽毛般轻柔的一点力气就能完成。我继续着手上的动作，直到死者白且大、形似如愿骨^[5]般的下颌骨和颈部肌肉全部暴露出来。然后，我换上一把PM40解剖刀，将刀刃滑向下颌骨的底部（一直伸入口腔——我能看到刀片上闪烁着若隐若现的光亮从牙齿后面掠过），并沿着它从一侧切割到另一侧，以便我把舌头向下拉到下颌骨下方。然后，我会把嘴的后面切开，将包括舌头、喉头、气管以及胸锁乳突肌在内的所有颈部结构一齐从骨骼上拉下来，如此一来，藏于其后的脊椎便呈现在眼前。

然而，若是做竖直的或I字形切口，那么切口就会在胸骨上切迹处停止，这无疑给后面的操作增加了难度，因为实际上我看不到任何具体的情况。由于不能剥开皮肤，所以我只能通过PM40解剖刀在皮下一点点试探着向前“突破”，用刀刃去定位下颌骨的位置，然后以骨头为向导进行切割，自始至终都看不到自己究竟在切什么。在整个过程中，我都要时刻小心防止将颈部的皮肤刺穿，否则就会令做I字形切口的初衷变得毫无意义。（不过，我之前提到过的超强力胶水在万一不小心刺穿皮肤——我们把这种创口称为“扣眼”——时能施展扭转乾坤的魔力，它可以将伤口几乎毫无痕迹地黏合在一起，或者仅仅留下宛如一条皱纹般自然的痕迹。）

但是，眼下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做？毕竟这个可怜人的舌头以及一半的咽部在脑袋里，而另一半则留在了身体中。

鉴于当时颅骨已经完全打开了，于是我只对杰森说了一句：“别忘了还有身体。”便任由他一个人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去和一颗断头苦苦纠缠，努力取出只剩下一半的咽部。

取出舌头和咽部会成为我们尸检中的常规程序，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毕竟停尸房是不会无缘无故浪费时间做无用功的。首先，我们需要进行口腔检查，以确保其中没有食物或者其他可能引起窒息的异物残留。但很显然，只很浅表地做一番检查是远远不够的。在取出了咽部之后，病理学家要切开食道和气管，进一步确认是否存在被食物团块卡住的情况。举个例子来说，有旁观者目击了一件在他们看来像是心脏骤停的意外事故，然而尸检中发现的证据却显示死亡是由“咖啡馆冠心病”引起的。这是一种在精神兴奋状态下由食物造成的窒息，正常的呕吐反应由于血液中酒精的作用而被抑制住了。（所以，你现在应该能大致明白为什么在我看来食物和死亡几乎是相伴而生的了吧？它们之间能建立起联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同样，对舌头上的一些人为痕迹也要仔细检查，比如咬痕：如果死者咬伤了自己的舌头，那么死前很有可能经历过癫痫发作。喉头精细的软骨和舌骨在被人扼住的时候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极大。而另外一项很典型的检查则是通过气管来判断受害人在火灾中的生命状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呼吸就会把乌黑的沉积物带到气管里。所以，对于不了解尸检的人而言，根本想象不到在身体里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组织，可以为调查提供诸多重要线索。

其实若是仔细思索一番的话，或许在停尸房中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时刻保持清醒^[6]，以专注于最奇怪或者最折磨人的死亡事件。对有些案件，光是读到其相关的文字档案，想象一下受害人的家属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在面对这样的死亡时受到的创伤将是何其严重，我都会感到心痛不已。一直到我的职业生涯后期，我才逐渐感到自己在两个深渊之间摇摇晃晃地勉强维持住了一个平衡：悬崖的一边是倾注了太多感情后敏感的神经终于崩溃掉，而另一边则是投入得太少，渐渐变得疏离且麻木不仁。不过，最近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种种事件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我感到自己不再有十足的把握，在面对不断来袭的压力时保持平衡。实际上，我感到我正在逐渐丧失理智。

【注释】

[1]帕拉塞尔苏斯（1493—1541年），一位欧洲医生、炼金术士。——编者注

[2]帕西人是侨居于印度的古代波斯人后裔。传统上，至少在孟买和卡拉奇，死去的帕西人被送到寂静之塔，在那里尸体很快会被秃鹰吃掉，因为帕西人认为火和水都是神圣的，不能被死者所玷污。——编者注

[3]亚马逊人本出自希腊神话传说，是一个女性部落，居住在今土耳其黑海沿岸附近，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大概位置在土耳其北部的特尔莫冬河附近。这个部落和亚马孙河没有关系。——编者注

[4]老袋：脑袋。——编者注

[5]如愿骨是指鸟禽胸部的叉骨，两人拉着叉的两边同时拉扯，扯开时得到较长一段者可以如愿。这是西方的一种习俗。——编者注

[6]原文为“keep your head”，文中有“保护住你的脑袋”的双关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