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安机关发布案件信息的形式
从媒体刊发的侦查阶段的案件报道倒推，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发布案件信息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般用于重大案件，或者出台重要工作举措。如，2013年7月2日，国新办就中老缅泰“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和老挝、缅甸、泰国三国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中老缅泰“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情况，并答记者问。
第二，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如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通报了安徽籍女子在京坠亡情况，“死者袁某，生前在京温服装商场务工。经调查走访并调取现场及周边监控录像，未发现与其他人员接触，现场勘查、尸体检验亦未发现可疑情况。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第三，向媒体提供新闻通稿或者邀请跑口记者采访。这是最常规的公安机关与媒体合作形式之一，其标志是“记者近日从XX公安局获悉……”在少数情形下，公安机关会安排宣传人员组织撰写代表其立场的“特稿”稿件，然后向特定媒体提供。如黎庆洪案中，当地两家报纸同时发表长篇报道《“光环”下的罪恶——对黎庆洪及开阳“花梨黑帮案”的探访》，据称这两家报纸承认稿件由有关部门提供。[1]
第四，被动回应记者询问。该类情形主要发生于突发案件和重大敏感案件，记者自主获得了关于案件的新闻线索，然后向公关机关求证。其特征是，案件的线索由媒体自己获得，关于案情的报道主要系采访外围知情人士挖掘而来，公安机关回应简略，一般不涉及具体案情，只证实发生了什么案件，到了什么程序。如未成年人李某某涉嫌强奸案，即为记者根据网络报料线索向公安机关求证并获证实的。[2]
（二）公安机关发布案件信息的数量(www.xing528.com)
我们选取了市场化的《新京报》和法制类《法制日报》的“案件专版”为样本，以2013年6月为调查对象进行了简单统计。结果发现，侦查阶段的案件报道（包括公安机关主动发布和被动回应）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在《新京报》，整个6月共见报案件报道119篇，涉及公检法三家的分别是35、9、75篇。在《法制日报》“案件版”，共见报155篇，涉及公检法三家分别是66、26、63篇。从上可见，来自法院的案件报道虽然很多，但是考虑到它包括民事、行政、刑事三类案件，而公安机关基本上全是刑事案件。所以，单就刑事案件信息发布量来说，无论是综合性报纸还是法制类专业性报纸，公安机关绝对称得上是案件信息来源“大户”。
此外，在中国媒体的通常操作中，署有通讯员姓名的稿件一般是新闻通稿，至少也是新闻发布机关提供素材或采访便利。以此衡量，在《法制日报》“案件版”见报的66篇中，合署通讯员姓名的多达50篇（其余只有记者署名的16篇稿件也未必不是通稿），可见公安机关主动提供案件信息的积极性较高。
（三）公安机关发布案件信息的时间
还是以《法制日报》“案件版”的66篇报道为例，虽然从内容推测，它们系由公安机关主动发布或被动回应，但是它们见报的时间却不局限于公安机关主导的侦查阶段，而是散布于整个刑事诉讼，只不过高度集中于以抓获犯罪嫌疑人为标志的“破案”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66篇由公安机关发布的新闻报道中，65篇发布于判决宣布之前，仅有一篇新闻报道是在一审宣判之后。
[1] 稿件未指明案件进入具体刑事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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