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米德以“符号世界”作为他的理论起点。有意义的意识过程都是在人际沟通或社会交往中展开的，它的最基本形式是“姿势对话”，姿势是主观定义的结果。当某种姿势获得了人们共有的主观定义，就获得了普遍的象征性，形成了可以在广泛交往中使用的沟通形式——象征符号。语词等象征符号不但使人际沟通更广泛有效，而且也使深入的自我反思成为可能。凭借语词实现的自我意识活动，人们不仅能够敞开一个外在的符号世界，而且也能够敞开一个内在的心理世界。米德要求应把隐蔽性的内在思维心理过程提升到社会层面来考察。由于心理基础、价值取向、文化传统不同，思维过程是根据主观需要而展开的有选择过程，展现在思维中的领域也就变成了一个多元层面、多重意义、可以创造的符号世界。因此，符号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是一个应从人类文化活动、文化传统来进行创造性理解的意义世界。[71]
米德研究了社会组织的心理基础。他区分了两种组织：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内部组织是在人们心理过程中，由主观定义、自我概念和对社会的态度等构成，实质上是人们对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在角色关系、交往形式和群体规则等方面的认识与接受；外部组织由客观的社会制度维系起来，实质是人们的自我概念和角色意识等心理过程的客观化，即人们关于群体构成形式和维系方式等方面认识的制度化。内部组织是外部组织的内容，外部组织是内部组织的表现形式，二者共同的根本实质是自我概念。[72]
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都是在符号沟通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符号沟通不仅是主观意识与生活实践直接统一的过程，而且还是主动性与被动性、创造性与制约性、选择性与确定性在动态、变化中不断生成和转化的过程。社会组织也被看成不断变化之中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符号沟通不是指向纯客观性的认识，而是在交往中主动地创造意义。社会组织不再像实证主义社会学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对个人的限制，而且还是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实现主观意愿、达成心理共识、结成社会联系的创造性基础。米德还强调社会组织与“承担他人角色”的关系。所谓“承担他人角色”，指每个社会成员应从他人所处的位置、应获得的利益和可能具有的意愿来考虑并处理问题，即“设身处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都是以“承担他人角色”为基础的。[73](www.xing528.com)
总之，米德从主观定义、符号沟通、承担他人角色等方面揭示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心理基础。他不是把外在性与内在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简单合并到一起，而是将前者融入后者之中。[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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