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机制的演进及其困境：美元兑换黄金的兴衰

1971年以后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可以被有用地放在流动性问题和调整问题内的浮动汇率的更广泛的框架内来予以分析。我依次处理这些问题，并以对于IMF的评论作为总结。

尽管如科恩（Benjamin J.Cohen）所指出的，国际流动性的充足供应是其根本原则之一，^[97]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关于流动性条款却被证明是不足够的。正如不断增长的投机规模对于汇率施加的压力一样，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了流动性要求。美元汇兑本位（标准），曾在短期内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货币机制刚刚开始运行而又没有后来的战后过渡性安排的保护屏障，因此已经陷入了困境。在1958年，就在欧洲人正在恢复其本国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之际，美国的黄金储备就长期性地低于其海外负债了。就在第二年还没有过去的时候，特里芬教授就已经阐明了其著名的特里芬困境（悖论）。^[98]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看似无休止的权宜治标措施被用来努力设计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罗伯特·鲁萨（Robert Roosa）所称的美元“外围防御”。粗略地说，这些措施旨在使黄金兑换在财政上缺乏吸引力，提高IMF提供流动性的能力，同时提高各国中央银行抵消投机性资本的能力。美国还采取了有限的国内措施来减少其国际收支逆差，并迫使顺差国货币升值。然而，到了1968年，美元实际上已经不可以兑换成黄金了，并于1971年正式宣布不可兑换。

自始至终，美元兑换黄金的兴衰已经把货币机制置于一个矛盾的困境当中。它已经深刻改变了该机制应对创造国际流动性的核心工具（即货币储备体制），和最终的清算工具。这也违反了程序性的规范，因为单边行动篡夺了集体决策。但是，与此同时，看起来，世界各国已经理解和认识到，在当时主导性的物质和政治条件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性规范（即内嵌自由主义的妥协），已经不可能首先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得以实现了。因此，今天，该机制仍然无法摆脱帮助实现了可欲目标的手段所产生的不受欢迎的后果。那么，什么是长期的替代方案呢？有几个替代方案已经初具雏形。如果它们将来能够被充分确立，都将意味着减少美元的官方地位，并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预期的机制种类。一种国际创设的储备资产已经以特别提款权（SDR）的形式而存在了。一个多种货币的储备体系正在慢慢形成，而一个替代美元的账户正在IMF谈判之中。美国不赞成SDR，而且极力反对替代账户。但美国并不反对其他货币发挥更大的储备货币的作用。然而，一旦这么做了，可以预期，对于建立一个涵盖所有储备货币的替代工具和非货币的储备资产的需求压力就会增大。

对于调整问题，正如我们所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几乎没有几个关于影响赤字国或盈余国的经济政策的国际措施的条款得到接受。而且，一旦新的债权国和债务国关系在1950年代末被确立下来，汇率变动机制也没能有效运行。没有什么手段能够迫使盈余国贬值，而且，在最大的赤字国中，英国坚决抵制贬值，徒然地试图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而美国，作为“下一个国家”（Nth country），必然态度消极。因此，唯一真正的国际调整杠杆，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出来的条件性条款。因此，国内调整措施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发展中国家身上。当外部贸易账户失衡，既作为问题的来源又作为问题的解决方式，而被大规模的短期游资蒙上阴影的时候，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度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这使得各国政府实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在压力下支撑汇率的难度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美国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中巨额赤字的结果，当这些基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美元的时候，固定汇率体制就注定要消亡了。(www.xing528.com)

转向浮动汇率需要对基金协定条款作出正式的修正，这就是特里芬所说的“闹剧”行为。这是断裂性的表面证据。然而，按照基金条款的规定运行，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一种调整机制，既不能有效运作，也无法满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预期。那么目前的安排怎么样呢？对此，有三个方面与我的论断有关。首先，重要的是记住要保持固定汇率的工具与禁止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规范、从而为相对稳定的汇兑提供一个框架之间的区分。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个规范已经充分有效地被制度化了，诉诸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已经完全不必要了，因为已经有了其他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因素的手段，再依赖一项本身已经促成了货币不稳定的且负担越来越重的工具已经变得不再合理了。^[99]而且，此后的经验表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能够避免严重的混乱，华盛顿新政府在最初几个月的做法构成了重要的例外，并且对于国际贸易几乎没有什么有害的后果。其次，浮动汇率被广泛认为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缓冲，它越来越受到与基本经济现实往往非常不相称的投机资本流动的扰乱。现在，很显然，这种隔绝程度小于被建议的水平，但是，在缺乏统一而相当全面的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这种隔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得到保证的。再次，作为一种调整机制，有管理的浮动看起来比固定汇率的运作更加对称。不仅盈余国被迫注意，美元的急剧贬值也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在1978年秋天比以往收支赤字情形下更多的注意。

对于IMF的演变，我们可以作出简要概括，它的趋势看起来又回到了原点。我们不想夸大国际货币基金近期的变化，尤其是在涉及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过，其融资工具已经大大扩张，还款期被延长，条件性条款有所放松，并且现在要求基金“适当考虑借款国的国内社会和政治目标”。^[100]此外，基金组织内部的决策权已经得到了重新分配，至少否决权的分配更加公平了。这些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以使得欧洲国家一旦愿意承担IMF成员国的全部义务后，基金组织能更为它们所接受。这些变化在1960年代得以持续，以反映欧共体和日本的经济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变化被加速了并且越来越针对发展中国家了，这是新的能源贸易条件引起的大规模收支失衡和随后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担忧所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