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爆发力时常令人震惊，在面对这股强大力量的时候，首先需要清晰的是，公众为何如此快速地聚集，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去关注突发事件的。
1.朴素正义。
多数网民具有最基本的道德观，有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意识，因此在秩序被破坏、弱势群体受到侵害、主管部门懒政等事件中，他们会愤怒发声，要求严格处理。然而这种最简单的“是与非”，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
例如，2019年的春秋两不沾事件，网名为“春秋两不沾” 的博主售卖首饰后因商品真伪问题与买家发生纠纷，拍摄视频谎称被买家性骚扰，且报警后警方不作为。其在镜头前痛哭的视频发布后，网友们出于对性骚扰行为的憎恨而一边倒地谴责买家，并指责当地警方玩忽职守。后经警方调查发现，该博主所售商品确为假货，并编造不实言论导致网友攻击警方。事件反转，网友们又出于对欺骗行为的愤怒而斥责该博主，在其被刑拘后热议叫好。
正义感本身是一种好的品质，但不辨真相而草率激发的正义感，有可能反而会成为危害社会的舆论子弹。
2.家国情怀。
网友们普遍怀有朴实的爱国情感，能够主动发声维护国家与集体利益，主要表现在对国际新闻、民族品牌、社会问题的关注上，且这种情感在网络上易于产生共鸣。但也存在个别网民用比较狭隘的视角去理解家国情怀的内涵，表现出一定的过激行为而造成网络事件。
2015年，某美籍华裔歌手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日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儿子照片，有网友对其不赞阅兵、只顾晒娃的行为不满，“不爱国”“不配当中国人”“取消关注”“你令人失望”的骂声此起彼伏，随后该美籍华裔歌手发文道歉。同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不少明星慷慨解囊，而知名企业家马某则被网友逼捐。有网友在其评论区中指责，“为什么不给天津捐款”“首富就应该捐1个亿”“你不捐款，我再也不淘宝了”。
心怀热忱，爱国爱民，对于每个国人而言既是美德也责无旁贷，但实现的形式不应是道德绑架。“不转不是中国人”式的指令背后是一种非理性的逻辑。(www.xing528.com)
3.娱乐心理。
对各种事件的调侃戏谑、对时髦事物的追求、对名人明星的八卦猎奇，都是互联网时代公众追求娱乐化的体现。娱乐心理可能表现在某个网红或某句话的突然爆红，如中央电视台“段子手” 朱广权的走红，以及“真香”“凡尔赛”“不讲武德”等语句引发的网络狂欢；也可能体现在公众对公共信息和营销事件中“萌点”的追捧，例如，中央气象台模仿萝卜蹲游戏的话语发布的暴雪预警“新疆下，新疆下，新疆下完，陕西下。陕西下，陕西下，陕西下完，山西下”，还有“故宫猫”等卖萌式宣传手段的出现。
需要注意的是，公众对娱乐化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对严肃的社会事件失去了关注，而是代表了他们正试图打破千篇一律的生硬的媒体语言，寻找另一种轻松舒适的交流氛围。这就要求政府、媒体、企业的外宣工作具备一定的创新精神，善于发掘细节之中的小亮点。
4.情绪宣泄。
匿名的网络世界，让公众更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宣泄自己的情绪。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顾虑而无法表达的想法，通过网络得到了释放。但互联网的情绪调节功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公众可以通过表达来缓解压力，另一方面则让极端思想获得了传播的机会，仇官、仇富、痴迷等偏激思想，成为影响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以《劳斯莱斯堵塞医院急救通道》为题的报道，就比《三轮车堵塞医院急救通道》更易点燃公众的愤怒。
5.从众心理。
当公众对于自己的判断不确信的时候，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有一些网民在事件中本是路人甲的角色，没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此时舆论场中出现了一个有引导性的言论，这些网民就有可能点赞跟帖，使这个观点滚雪球式地强化。更多人则会为了与群体保持一致而加入进来，让自己处于群体之中而获得安全感和参与感。例如在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中，官方初次通报过于简单，坠楼学生母亲公开表示不认同调查结果，公众一边倒地对她表示支持，指责校方与警方隐瞒事实真相。个别网友表达相反观点，便会遭到大量攻击谩骂。直至警方公布更详细的调查结论，舆论才渐渐回归理性。
除此之外，还有求真求知、彰显个性等心理，牵引着网民踏入舆论。关注事件时的心态，决定了网友的表达方式，讽刺辱骂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极端情绪的表达有时更容易在非理性的舆论场中一呼百应。对于一些不堪入耳的言论，应由平台管理方加以限制，政府也应加强网络文明的引导。盲目跟随、偏听偏信、号召抵制、调侃恶搞等表达，则应通过沟通和信息公开的方式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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