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阶层动态与经济发展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转折时期，具体表现有：一是由于均田制的破坏，造成封建的国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的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与土地买卖的现象加剧，土地转化过程加快，土地商品化的程度加强；二是在地主阶级方面，南北朝以来通过荫庇制直接控制大量部曲、佃户的士族门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官户”和“乡户”地主；三是在农民阶级方面，南北朝以来荫庇制下的部曲、佃客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租佃制下的“客户”；四是在商品经济方面，由于坊市制度的破坏，草市、圩柴的兴起，城乡商品经济都有所发展，独立工商业者的人数增多，社会地位也有明显的提高。

在社会大转折的时期，唐宋之际的阶级、阶层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是：

第一，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缓和了。南北朝以来，荫庇制下的部曲、佃客实际上是一种农奴，他们是士族门阀的私属，有户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封建国家把“客户”看成“齐民”，这样他们对地主的关系是租佃关系，而且有退佃的自由，这种自由受到封建国家的保护。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一月，朝廷颁布诏书，明确指出：“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显然，即使按旧条，客户也有退田的自由，只是限制很严而已。天圣诏书之后，“客户”虽未获得更多的自由，但限制放宽。如果地主非理拦阻，还可以“经县论详”。因此，天圣诏书是客户人身相对缓和的可考凭证。宋朝“客户”的社会地位很复杂，但宋代时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缓和，是唐宋之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表明了历史的进步。

客户地位的相对提高，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北宋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水田面积的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良种的推广、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等方面都超过了唐代。例如在生产工具方面，从出土的北宋文物中发现许多套农具，有犁、耧、锄、耙、镰刀等，表明了宋代农民精耕细作的程序增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在单位面积的产量方面，北宋的亩产量比唐代增长25%，比汉代增长一倍。但是，客户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是交地租和纳国税。北宋时地主经常用“增租划田”的方式对客户进行剥削，北宋政府除收田赋外，还征收丁口之赋、征发徭役，因而使北宋客户经常陷于贫困状态，给客户社会地位的提高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在农民内部，自耕农（即主户中的下户）减少了，佃农（客户）增多了。从南北朝到唐朝前期，均田户中有相当一部分自耕农，他们时刻受到土地兼并的威胁。由于均田制的实行，自耕农多少有些保障。到了北宋，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国家赋敛苛重，主户中的下户大量破产沦为客户，佃农大量增加。宋仁宗时李觏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李觏集》第310 页）客户的增多，成为宋代阶级关系的显著特点，由此导致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www.xing528.com)

第三，地主阶级内部阶层之间的升降沉浮现象日渐频繁。南北朝时期，上品的士族和下品的寒门社会地位悬殊，前者地位下降和后者地位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到了宋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升降沉浮时有发生。其原因有二：一是宋朝规定官位不能世袭，官户地主常常下降为乡户地主。二是宋朝的科举制度日臻完善，朝廷规定取士不问世家，只凭才华。于是各阶层的优秀人才才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因而乡户地主也常常上升为官户地主。这种阶层之间的升降现象增多，造成地主阶级内部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官户地主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竭力阻挠乡户地主升为官户地主；乡户地主也极力突破官户地主的阻挠，争取上升为官户地主。由于各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同，激化了乡户地主参政的意识，对于现行政治的看法也不同，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加剧了宋代的政争与党争，乃至于各学派之间的相互争论。

第四，地主阶级与封建王朝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既占有大量的土地又控制大量的部曲、佃客，既世代做官又拥有私人武装，王朝的更替不影响士族门阀的独立存在。因而南朝的朱、张、顾、陆四大门阀士族，北朝的崔、卢、李、郑四大门阀士族，都不很关心王朝的更迭兴衰，对封建王朝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到了宋代，这一局势改变了，无论是官户地主还是乡户地主，都依附于封建朝廷，地主阶级的荣辱祸福都与封建王朝更替兴衰相关。封建朝廷则通过官户与乡户地主阶级剥削客户的剩余劳动，维护封建国家的经济收入，两者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

第五，独立工商业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历史上有重农轻商的传统，直到唐朝才改变，唐王朝对工商业者有所重视，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独立工商业者地位有所提高。其表现有四：一是宋代的户籍制度出现了“坊廊户”阶层名称，而坊廊户大部分是工商业者，他们被列入封建国家的户籍，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封建国家的承认。二是宋代官办工业中的劳动者，除服劳役的工匠外，更多的是雇佣工匠，即“活雇匠”。官办工业中的活雇匠增多，既反映了宋代社会雇佣劳动的发展，也反映了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三是宋代的科举考试，准许工商业者的子弟应试，使工商业者这一阶层有了入仕的机会。四是宋代的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组织——行会，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以上各阶级、阶层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二程理学产生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