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战国时期丝织品的探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齐国都城临淄地区发掘的多座战国墓出土有丝织品。但由于鲁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利于丝织品的保护，目前仅有3座大型齐国墓葬出土丝织品得以保存，其中两座经正式考古发掘，并位于齐国都城临淄一带。

1.临淄郎家庄M1

郎家庄M1为墓室南北长21米、东西宽19.5米的大型墓葬，有陪葬坑17个，墓葬盗掘严重，随葬的丝织品有纺织品、编织品、丝编、草编等遗物残片，均集中出土于墓主入椁室东壁，因与棺椁一起被焚碳化而得以保存下来。此外，在陪葬坑内出土的铜镜等器物上和填土中也发现有已腐朽的绢纹。^[31]

该墓出土的丝织品有以下五种：

绢为平纹编织，每平方厘米经丝76根，纬丝36根。

织锦标本为经二重组织，每平方厘米约经丝56×2根，纬丝32根。每根经丝又是双头合股的（是同色丝的合股还是花色丝的合股无从判断），拈度很不均匀。测其投影宽，经丝为0.2～0.25毫米，纬丝为0.13～0.2毫米。残片完全碳化，外观黯黑，但组织结构还十分清晰，顺着一根经丝查看，在一个（三上一下的）长浮线位置里，可以找到表经浮过夹纬转入背里，里经又浮过同一夹纬转到正面的情况。在这里，表经、里经都只浮过两根纬丝，并且此种现象在相邻的地方是多见的。这正是“经纬起花的平纹重织物”不同颜色的两组经丝互换位置起花的特征。因而可以确定，标本是一件典型的两色织锦残片。它在织造工艺方面已臻于成熟，是出土较早的织锦遗物。它是采用两组不同染色的经丝和一组纬丝重叠交织而成的。两组经丝各一根为一对，其一色作为表经，有三浮一沉的浮长线；另一色为里经，只有一个浮点，掩压在表经长浮线之下。起花时由提花装置控制，里经转到正面，表经同时转到背面，如此往复组成花纹。纬丝则只有一组，即一个颜色一样粗细的一种，图中绘做黑白两色，黑色为夹纬，在结构上不起交织作用，只是便于起花。白色为明纬，它们和各种经丝交织成平纹组织。织成品的正反两面，花纹相同而颜色相反，一般以深的浅花为正面。通体织做小单位的几何纹样，是为早期织锦的通式。历经春秋、战国、秦、汉至少流行六七百年。后来由于提花装置的改进，以及经丝分区工艺的创造，这种小单位花锦格式才为横贯全幅的大单位图案——山云动物花纹的多彩织锦所突破。

丝编织品有两种，可能是丝履上不同部位的残片。其一，设双头的合股丝相当于经线，则每厘米可排13根（26个头）；单根的是纬丝，则9根／厘米。实际上它不是一般的机织品，而是手工缝制的编织品。首先，是根据适当的宽度、长度要求，把加工成统一拈（Z）向拈度的合股丝线整齐的单行排好，然后以针引单丝。在这些股线的同一打绞中间穿过（每拈回是一个往返），直到把股线紧紧地缝钉成一块织物。由于“经”线具有极大的屈曲度，“纬”丝却完全呈直线状态，故编织物表面显现出强烈的畦纹效果。成品厚实紧密，应是丝履鞋帮的部分。所谓的经向是与鞋底相平行的。此外，同类残片还有较细密的一件，编制方法稍有变化，但基本上属于一个形式。

其二，残片可能是丝履上鞋面的一部分。表面饰有乳钉状花饰。它的编结方式与上一种不同，是用S加拈的丝线穿绕编成的。结构类似于平纹机织物，不起绞。麻绳粗约1.6～2.0毫米，每厘米可排3根。丝线每厘米要挤下20根，表面只露10根。厚度为2.5～3.0毫米，编制紧密结实。编好的成品，还要在相邻的两根麻绳之间，以针引双根线自背面刺出表面，挽成散点布置的乳钉纥针法全同于后世绣花的“打籽”。其作用主要是保护鞋面的丝线，使之比较耐磨、耐穿，以获得实用与装饰兼得的效果。

该墓出土的刺绣残片，是在绢地上以丝缕用锁绣针刺绣，以二至三道并成块面花纹。绣工风格比较粗放疏朗，针脚长短不甚整齐。用丝也略分粗细，目的在于增强纹饰的表现力。绣花的绢地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丝48根、纬丝43根。并经碾砑加工，织物不仅表面平滑，而且看不出明显的空隙。

2.临淄大夫观M1

该墓为有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型墓葬。墓室平面为方形，口大底小，现存墓口边长31.7米，墓室四壁自墓口至二层台设有6级台阶，逐级内收，现存深度为4.55米。两条墓道开设于墓室南北两侧的中部，南墓道上口残长30.2米，北墓道略短于南墓道，上口长26.3米，坡长31.2米。墓室中部为石椁室，四角各有1个陪葬器物坑，编号M1K1-4号。4个器坑形制基本相近，都为3×3米左右的正方形，深2米左右^[32]。

椁室位于墓室中部，上口长11.6米、宽10.7米、高5.4米。椁室内放置木质棺椁，随葬的丝织品出土棺内。在墓主骨架的右侧发现很多纺织品，大多为精致的丝织品，也有较粗的麻纹布。从放置的位置看，麻纹布是做包袱用的，这组衣物应是主人的服装。其他纺织品有被子，棺底下出，M1∶23，用织花做面，无花者做里。绳，床绳，外用丝织品包好，并施彩绘，已不明显，还能窥出痕迹。内椁用丝织品悬挂于四壁外，用竹席铺底，席上再铺一层纺织品。在内椁西侧的漆盒下面发现1块长30厘米、宽11厘米、多层厚度近3厘米的丝绸布，可能是用来包裹漆盒的。

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有纱、绢、锦、刺绣等品种，另外还有部分麻编织品。（故宫博物院的高霭贞、张凤荣鉴定）

纱出土时大部分呈棕色或黑色。3-①，两经相绞与一根纬线交织。经纬密度为36×14根／每平方厘米；3-②，系并经与单纬交织，经纬密度为92×19根／平方厘米。3-③，纵31厘米、横7厘米，经纬度为34×29根／平方厘米。

绢经纬密度相差较大，2-②，丝锦袍里，棕色，经纬密度为69×40根／平方厘米。2-③，丝锦袍面，黑色，经纬密度为130×40根／平方厘米。2-⑨，丝锦袍面，黑色，经方捻，纬不捻，经纬密度为110×44根／平方厘米。2-⑦，棕色，成卷，应为一匹，幅宽24厘米，经纬密度为32×28根／平方厘米。机边为平纹组织。(www.xing528.com)

锦用作绢面丝袍的袖头，4-①，黑地几何纹织锦，袖头，黑地，红棕色花纹，袖宽16.3厘米，锦面纵18厘米、袖里内折5～7厘米，为四枚三重平纹织锦组织，表经、里经各46根／平方厘米。明纬、夹纬各22根／平方厘米。在纵9.6厘米、横19.2厘米的花纹单位中有几何纹、杯纹、三角回纹、呈齿状相对的三角纹等11种纹样。4-⑤，小几何纹锦，黑地，红花，纵25厘米、横14厘米，为四枚二重平纹组织，表经、里经各38根／平方厘米，明纬、夹纬各24根／平方厘米。织有几何纹、杯纹、N纹等10余钟纹样。

绢绣花残片1-①，纵18根／平方厘米、横24根／平方厘米，绢为棕色，经纬密度为92×36根／平方厘米，采用紫、黄两色绣花线编绣，花纹具体纹样不详。

麻织物残片，5-①，经纬反捻，捻度较强，经纬密度高，16×14根／平方厘米。5-②，添？残片，出自棺内，沾有胶漆，以左右两边的斜向经线编织而成。

3.山东博物馆藏战国绮织物

2013年8月，山东博物馆接收了一批捐赠的文物，出自临淄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其中的纺织品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专家鉴定，属于战国晚期的实物，有两件平纹组织提花织物残片黏附在一只履上，织物质地柔软、轻薄。

残片1：最大尺寸7×6厘米。织物外观呈深褐色，有黄色星点状显花，显示出规则的提花图案。破损，有条状撕裂痕，表面还黏结一块带动物毛发的硬结物

残片2：最大尺寸11×5厘米。织物外观为长条状，呈深褐色，有黄色星点状显花，局部有浅蓝色污迹，破损，有幅边和明显的锁边痕迹。

两件织物都较柔软、轻薄且透光性好，残片1的透光性接近于纱。山东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丝织品数量较少，这两件提花织物是研究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丝织品生产的珍贵实物资料。

两件织物结构特征完全相同，对其进行显微结构观察，发现织物的组织为平纹结构，地经为捻褐色丝线，投影宽度为0.18毫米左右，经线密度为28根／厘米；纬线为无捻褐色丝线，投影宽度为0.12毫米左右，纬线密度为26根／厘米；纹经为无捻黄色丝线，投影宽度为0.11毫米左右。根据纹经的显花特点，相邻两根最近的纹经之间横向间隔4根地经，相邻两根最远的纹经之间横向间隔12根地经，可测量出纹经经线密度为4根／厘米。3种线都具有较好的丝线光泽，呈扁平状。

黄色纹经从织物正面的一个平纹组织点穿入背面后，即悬浮在织物背面，直到需要显花时，才从下一个平纹组织点穿出至织物正面，与褐色地经并行排列后，再与黑色纬线进行一上一下交织，形成平纹组织。由于纹经在正面显花点的数量有所不同，因此，造成纹经在织物背面的背浮线长度不尽相同，从而形成或短或长的扭曲线段。

这类织物在汉代被称为绮。绮作为丝织品名称，已见于战国史书，《战国策·齐策四》：“下宫糅罗纨，曳绮縠，而士不得以为缘。”

在已出土的战国时期丝织品中，即有这种平纹地显示斜纹小提花织物，如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条纹绮、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杯纹绮和复合菱形纹绮等。

上述3座出土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墓葬均位于周代齐国的都城临淄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