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重大发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近代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例如我们熟知的甲骨文和敦煌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最初的发现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的最初发现一样，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21世纪第一年的春天，2001年2月8日下午，成都市考古队接到报告，中房公司在苏坡乡金沙村进行“蜀风花园城”小区道路的工程作业时，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了大量白色骨状物和古代玉石器遗存。当时有人推测，是不是挖到古墓了？考古队立即派人迅速赶赴施工现场查看，制止了围观拾捡文物的群众，并停止了施工。在挖开的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残断象牙，并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了一些石璧和石雕人像残件。根据多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经验，他们意识到这儿并非寻常古墓，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很可能又是一处古蜀文明的重要遗址。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刻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考古队的负责同志。

当时成都市考古队的领导和勘探部的负责人正在绵阳开会，研究新年度的工作发展规划。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副所长和勘探部负责人星夜赶回成都。第二天清晨，他们仔细查看了现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玉石残片和象牙残渣，在挖掘机开挖沟的剖面上有三处象牙堆积，壁上还残存大量的玉器、石器，沟底散落着石璧、玉璋、玉琮残片和象牙。他们迅速采取措施，用彩条布搭建了临时隔离墙，组织人员清理散落土中的文物。在询问情况得知已有大量泥土运出发掘区后，又立即派人控制了泥土堆积范围，将其与外界隔离起来，调派人员进行清理。2月9日下午，考古队的领导也从绵阳赶回，直奔金沙村工地，决定加强现场保护，对这一重要发现所在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与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当天晚上，公安机关关于追缴出土流失文物和确保金沙遗址发掘现场安全的通告就张贴在了现场的显著位置。调派的考古工作人员随即进驻现场，金沙遗址的抢救清理和大规模发掘工作从此拉开了帷幕^[12]。

综合发掘现场的各种情况来看，金沙遗址确实是一处非同凡响的重要发现，考古工作人员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心。因为他们在得到消息后尽管以最快的速度保护了金沙遗址发掘现场，但出土文物的地层关系已遭到破坏，而且发生了部分文物流失现象。虽然经公安部门的努力，将流失的文物大都追缴了回来，挽回了损失，但破坏了的地层关系以及被挖掘机械严重毁坏的遗物却是无法恢复的，因而考古工作者在为之庆幸的同时内心仍有一种深深的遗憾。随着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建设的加快，城市建设蒸蒸日上，大型基础建设特别是道路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速度日益加快，由此一些重要地下遗址和珍贵文物遭到人为破坏的令人痛惜的情形屡有发生，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金沙遗址的抢救性清理和发掘工作就是在这种庆幸和遗憾的心情中开始的。

成都金沙遗址位置示意图

考古人员进驻工地后，先进行的是对金沙遗址发掘现场的清理工作，考古人员分为五组，分别对现场的四堆散土和外运泥土进行了清理，第一天就从散土中收集了金、铜、玉、石、象牙、骨器等出土文物400余件。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在以后的两个多月里，考古工作者以极大的耐心对挖掘出来的散土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过筛清理，唯恐有任何遗漏，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找到一些出土文物，哪怕是一块小小的残片也绝不放过。经过多次认真搜寻，最后共清理出土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1300余件。其中有金器30多件，铜器约500件，玉器约500件，石器250余件。在清理过程中，面对着出土的一件件精美文物，考古工作者常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这是多么重要的考古发现啊！这些出土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许多精美异常的，有的更是首次发现，令人叹为观止。例如金器中的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饰、金冠带、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金盒等；玉器中的神面纹青玉琮、兽面纹玉斧形器、玉人头像、玉剑鞘、玉璋、玉璧、玉戈、玉矛、玉剑、玉锛、玉凿、玉镯、玉贝、玉牌形器等；铜器中的青铜立人像、青铜立鸟、青铜牛头、青铜兽面、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青铜眼形器等；石器中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斧形器等。这些出土文物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尤其是它们所展现的生动别致的造型、精湛高超的制作工艺、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艺术魅力，为研究和了解古蜀文明增添了新的珍贵资料。与此同时，清理出土的文物运回了考古队特地开辟的几间库房，进行清洗、编号、登记造册，并开始了初步的拼对整理和上架工作。鉴于这批清理出土的文物已混淆了地层关系，而且遭受破坏的情况比较严重，只能统一按采集品编号。大多数器物已被损坏，残片相互混杂，这给器物的定名、拼接、整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考古工作人员在拼对整理过程中往往要反复比对。面对着一堆混杂的残片，就像在做拼图智力游戏，经过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工夫，才将挑拣出来的残片准确无误地拼接成器物的原来形状。尽管有诸多的困难，工作量又是如此巨大，考古工作人员还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一批出土文物的拼接整理与上架工作，从而为研究探讨工作提供了方便，也使纷纷前来参观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们能看到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概貌。

成都商业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情形

考古工作者最初的判断已被越来越多的出土器物所证实，成都金沙遗址确实是一处重要的古蜀遗址，这是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考古发现。消息经新闻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整个考古界都为这一重要发现而津津乐道。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是成都市和四川省考古事业的一个新的巨大收获，也是全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知道，在成都平原上从事田野考古的文物工作者们，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为寻觅古蜀文明遗踪，曾付出了勤奋而艰辛的努力。经过长期不懈的探寻，他们相继发现了成都十二桥文化遗址、新津宝墩等六座早期古城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和独木棺遗址等，为揭示古蜀先民们的栖息迁移活动情形和古蜀文明的繁荣灿烂以及古蜀王朝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丰富的实证。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更是意义深远，对揭开古蜀历史文化之谜显得尤其重要。继三星堆之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古蜀社会的真实面貌。此后，金沙遗址毫无争议地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显赫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学术界公认，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从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其中有些器物造型与三星堆出土器物非常相似，形态和制作工艺都有很大的一致性，例如青铜立人像、金面具、玉人头像、青铜立鸟、青铜牛头以及玉器中的玉璋、玉璧、玉戈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象牙，由此可知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许多器物也与三星堆出土器物有着明显的差异，比如神面纹玉琮，又比如金冠带上的图案等。更有一些金沙遗址的出土器物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发现，例如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金盒、玉板状槽形器（玉剑鞘）、玉牌形器等，皆是考古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物，无论是造型风格还是文化内涵，都别具特色。这些蕴含着古蜀时代丰富信息的大量器物，说明数千年前的古蜀社会不仅有过三星堆时期的繁荣辉煌，而且还有金沙遗址所展示的兴旺灿烂。可以说，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使我们对湮没于地下已几千年的古蜀文明有了更多的触摸和了解，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疑问等待着我们去思考探讨。如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金沙遗址是和三星堆遗址同期还是在三星堆遗址湮没之后出现的一个新兴的古蜀王国都邑所在？在古蜀王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王朝更替，金沙遗址是哪个古蜀王朝的遗存呢？这一连串的未解之谜，一开始就吸引着学者们做出种种分析推测，并激发了考古人员深入探寻的浓厚兴趣。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情形(www.xing528.com)

抢救性的清理只是一个序幕，在对现场散土反复过筛搜集出土文物的同时，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也随之展开了。考古人员从施工现场挖掘机挖开的深沟附近开始由上向下进行发掘，对每个地层与出土器物都做了详细记录。地层关系与器物类型是判断遗存时代与文化属性的重要依据，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从此进入了科学而规范的步骤。在地层的第六层，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一批玉器和铜器。继续往下发掘到第七层时，出土的玉器和铜器数量大增，并伴随大量象牙出土。根据考古人员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这种情形在成都平原历年来发现的其他古蜀遗址中是较为罕见的。这些器物与大量的象牙为什么会密集地放置在一起？是古代蜀人有意埋藏于此？还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了这些器物与大量象牙的遗弃与湮没？许多费人猜思的疑问，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而不断涌出，摆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为了寻找原因，弄清缘故，考古人员并没有急于去开挖那些密集堆置在一起的已找到开口的象牙坑，而是从外围着手，继续扩大发掘面积。

在其后大面积的深入发掘中，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首先是在发掘区西北部的第五层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陶器，接着在下面的第七层发现了大量的鹿角、野猪獠牙、象牙、玉器、陶器、美石等遗物，它们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一起。从地层关系看，这儿呈下凹状，可能是当时地面的低地，被利用来堆积这些数量很大的遗物，其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据现场发掘的考古人员推测，这片大面积的遗存很可能与古代蜀人的宗教礼仪活动有关。当然这片遗存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从中可以了解古蜀社会生活的许多情形，譬如大量的野猪獠牙和鹿角便透露了古代蜀人频繁的狩猎活动和当时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林木茂盛、鸟兽繁多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这片遗存中的野猪獠牙经过鉴定均为野猪的下犬齿，却无上犬齿，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与此同时，在发掘区南部也有了新的重要发现，发掘显示出有一片石器分布区，器形主要有石璧、石璋等，大都为半成品，分布面积也有300平方米左右。这些尚未制作完工的半成品石器皆为倾斜放置，层层叠压，相互之间有泥土相间隔。按常理推测，这儿似乎应是石器的加工制作之处，但在附近却没有发现玉石器作坊遗迹和加工废料，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此后，在其他发掘区域也有石璧等类型的半成品石器出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半成品石器的遗弃？如果是当时古蜀先民有意为之，该区域属于什么性质？其目的又是什么？这些疑问都令人费解，其真实原因目前尚不明了。

接着，考古工作者对机械施工时发现的象牙堆积坑进行了初步清理，该坑在挖掘机开挖中已遭到严重破坏，残存的仅有坑的西南角。从清理的情况看，坑内的象牙层层叠放，共有八层，在坑底和坑壁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玉器、铜器。虽然象牙堆积坑中的大量象牙已令人遗憾地被机械毁损，但残留的数量仍然可观。这些叠放在一起的象牙都很硕大，大多长1米以上，埋在地下数千年之久仍显露出细腻的光泽。鉴于目前对远古时代遗留至今的象牙尚无成熟的和比较有效的保护方法，考古工作者并没有急于将象牙从坑中取出，考古队领导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暂时将开挖的泥土回填，利用象牙堆积坑原有的环境条件加以保护。这样做较为有效地防止了大批象牙出土后可能发生的脱水酥裂现象，待到后来发掘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才将这些象牙逐渐取出密封保存。对象牙堆积坑进行仔细发掘清理的最大收获是对金沙遗址年代有了明确的判断。考古工作者从揭示出的较为清楚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类型分析，象牙坑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到春秋前期，进而推测象牙坑的性质很可能与当时古蜀社会中的某种宗教礼仪活动有关。这对整个遗址的时代判断，以及对古代蜀人社会生活情形的了解显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1年春夏之际，考古工作者主要对金沙遗址发现现场和附近地段进行了清理和考古发掘，收获极其丰富。这儿属于城市建设规划中“蜀风花园城”的“梅苑”。东北角，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这里应是古蜀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遗址，湮没于地下的遗存可能还有很多。为了进一步揭示其真实面貌，勘探和扩大发掘便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考古队的议事日程，并很快取得了各方面的赞同与支持。为了配合基本建设，雨季过后，从9月开始，考古队又调派人员集中力量对规划筹建中的“蜀风花园城”的“兰苑”“体育公园”进行了考古发掘。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对金沙遗址附近做了大范围的全面的文物勘探，总计勘探面积达1平方公里，共布勘探沟800余条，通过勘探确认了4处重点区域，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面积约16000平方米^[13]。这些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对初步探明金沙遗址的范围、性质和遗存分布状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金沙遗址“兰苑”的考古发掘现场

金沙遗址“体育公园”发现的古蜀族墓葬区

根据公布的资料介绍，从9月开始的考古发掘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是对“兰苑”的考古发掘。该区域位于金沙遗址的中南部，在“梅苑”的西侧，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经勘探确认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2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该区域的中部。考古人员在这里共布探方512个，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建筑遗迹和红烧土、成排的窖穴、400多个灰坑、90余座墓葬等。所发现的窖穴平面大都呈圆形，平底，坑壁较为规整，从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器物。在这里还发现了三座小型馒头窑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片、一批完整的陶器和少量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较为完整的出土陶器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高领罐、陶瓶等，从形制和风格特征看，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出土的陶器中还有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等，其类型特点与之前在成都地区考古发现的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物几乎一样。此外在出土的陶器中还有扁壶、高柄杯形器座等一些较为特殊的器物，这是在金沙遗址首次发现的。发掘揭示的地层关系相当清楚，出土器物的类型也较为明确，将二者进行综合分析，考古工作者初步推断这片区域文化遗存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居住区和墓地。

其次是对“体育公园”的考古发掘。该区域位于金沙遗址的中部，南邻“兰苑”，东邻“梅苑”北部，占地面积约9万平方米，经勘探确认该区域内的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3.6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从2001年10月至11月先在该区域内文化堆积区的两个地点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162平方米。其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些房屋建筑遗迹和15座墓葬。这些墓葬较为集中，分布在81平方米的范围内，从葬式看多数为二次葬。其中3座墓葬内有随葬品，出土了少量的玉石器和陶器。从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类型和其他器物的形制特征来看，结合地层关系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大约在西周早期。从这些墓葬打破了文化层与房屋建筑遗址的情形推测，这片区域很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居住生活区，后来被废弃而成为墓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