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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现实主义:黑色寓言的创新表达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以说,荒诞喜剧电影所遵循的创作路径是一种“超越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3],在此可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喜剧电影中边界并不清晰的一种亚类型,荒诞喜剧片与黑色喜剧片、癫狂喜剧片等样式有着缠绕不清的关系。例如,张扬执导的电影《落叶归根》整体上表现出温情现实主义的叙事姿态。与《斗牛》相比,管虎执导的另一部荒诞喜剧电影《杀生》的寓言气质更为浓郁。

荒诞现实主义:黑色寓言的创新表达

荒诞喜剧电影是一种以“荒诞”为核心艺术观念与手法的喜剧样式。严格意义上来讲,“荒诞”(absurd)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所催发的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美学范畴[2];但从更为普泛的意义上来讲,荒诞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命题,是现代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生存状况。荒诞喜剧电影注重展现人物之间或人物与世界之间的不协调、非理性,常常呈现出悲喜杂糅的风格,在反常悖谬事件的叙述中流露出强烈的哲理化、寓言化气质,并在超现实意味的影像中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指向。可以说,荒诞喜剧电影所遵循的创作路径是一种“超越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3],在此可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

在中国喜剧电影中,荒诞喜剧电影可谓寥寥可数。20世纪80年代,黄建新执导的《黑炮事件》(1986)、《错位》(1987)等影片可以说是国产荒诞喜剧片的拓荒者。21世纪后,在宁浩的《疯狂的石头》(2006)、《疯狂的赛车》(2009)等影片的带动下,荒诞喜剧片越来越成为喜剧电影创作的潮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喜剧电影中边界并不清晰的一种亚类型,荒诞喜剧片与黑色喜剧片、癫狂喜剧片等样式有着缠绕不清的关系。[4]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乡土喜剧电影流露出显著的荒诞现实主义创作路向。

一方面,此类乡土喜剧电影善于将人物放置在反常规的极端情境中,去展现人物命运的黑色、荒谬与无奈。管虎执导的电影《斗牛》设置了这样一个带有些许怪诞色彩的情境:在沂蒙山区马牧池村,八路军撤退时将国际友人馈赠的一头荷兰奶牛托付给村民,如何让奶牛在日军土匪难民国民党等多方势力中存活下来成为农民牛二的头号任务。于是,在当时那个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环境下,憨傻滑稽但又坚韧正直的牛二与奶牛经历了一场从相互对抗到相依为命的情感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影片设置了诸多荒诞不经的情节,例如为了奶牛而进行全村排队抓阄、牛二在给奶牛挤奶时产生幻想、土匪一行人兴致勃勃地要将荷兰奶牛与本地公牛进行配种、牛二扛起炸弹欲同土匪拼命,等等。尼古拉斯·霍尔姆(Nicholas Holm)在探讨不同幽默剧间的美学差异时曾指出,荒诞主义幽默(absurdist humour)“建立在对感觉和意义的日常体制的摒弃上,……是一种不遵循任何给定系统的预期规则和逻辑体系的幽默”[5]。无论是在故事设置、人物塑造还是影像风格上,《斗牛》都有意采用了反常规手法,从而在夸张狂欢与黑色怪诞相交织的风格中将牛二这一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描画得苍凉而无奈。

当然,并非所有的荒诞喜剧电影都如《斗牛》般流露出非常鲜明的怪诞夸张的影像风格。例如,张扬执导的电影《落叶归根》整体上表现出温情现实主义的叙事姿态。不过,影片故事的发生却建立在一个极为荒诞离奇的事件上:为了不让突然离世的工友客死异乡,农民工老赵选择将尸体背回工友的家乡。这一“千里背尸”的行为既脱离了常人的行为逻辑,又逸出了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从而在一开始便为整部影片蒙上了浓郁的荒诞色彩。而影片又进一步跟随老赵“千里背尸”的脚步串联起了身份各异的社会底层人物,见证了仗义出头反被乘客赶下车、雇人为自己办葬礼等更多或离奇或凉薄或无奈的故事。(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国产乡土喜剧电影往往不只停留在对反常事件与荒谬人生的展示上,而是常常进而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去构筑形形色色的寓言。电影《斗牛》便是一则深刻的人性寓言。影片将一头牛和一个人作为主角,透过他们的眼睛去观照彼时那个极端情境下不同族群的行为方式与人性底色,写出了人的动物化与动物的人化的双向过程。影片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奶牛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她是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村女性/母亲的代表,也是更普泛意义上人类女性的象征物。她是一面镜像,映射出战争对于生存的摧残,映射出宗族礼法对人的主体性的牢牢束缚,更映射出人类的本能欲望与人性的复杂阴暗。影片末尾,在战乱中经历种种摧残后幸存下来的牛二选择与奶牛终老荒山,并说出了“这村是不能呆了,人不像人,狗不像狗,跟我回山上吧,回洞里去”的话语,这是一种对社会群体乃至人类本性的深深绝望。

与《斗牛》相比,管虎执导的另一部荒诞喜剧电影《杀生》的寓言气质更为浓郁。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西南部一个名为“长寿镇”的偏僻村镇上,桀骜不驯的牛结实屡屡以各种离轨的行为践踏当时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对当地村民们造成了种种困扰。为了除掉这个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无法无天的“害虫”,村民们只好联起手来试图将其杀害。相比《斗牛》,影片的狂欢化风格有过之而无不及,隐喻的密度与深度更是进一步升级。例如,除了再次以“牛”来隐喻国民性之外,余男饰演的哑女可以说是失语的、没有主体性的传统女性的代表,苏有朋与任达华饰演的角色则构成了专制权力与现代科学理性之间的对比。影片有意对故事发生地进行了超现实、封闭化处理,通过多重隐喻最终编织起了对于人类社会的寓言式书写:试图向既有社会秩序发起挑战的个体一旦越过界线,总是经受来自秩序捍卫者们的规训与惩罚。这种扼杀自由、党同伐异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不停上演,而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杀害牛结实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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