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惩罚主义成为社区矫正的主流实践理念之后，社区矫正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始于社区矫正不得不关注公平、高效的控制罪犯措施带来的风险问题。驱使这一关注愈加重要，甚至引起社区矫正重新定位的实践动因是惩罚主义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随着福利国家的衰减，国家和地方政府无力承担与惩罚主义相匹配的迅速增长的行刑费用。如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20年间，据美国司法部统计，惩罚主义使美国的犯罪实际刑罚率增长了六倍，这意味着行刑要多解决六倍于以往的行刑人数问题。在1971年至1990年期间，在社区矫正方面的支出已经增长了998%，实际美元计算也增长了265%。[35]在1980年代，十年内政府在社区矫正方面的支出速度超过了政府在教育和运输方面的三分之二，但成功率依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36]虽然尝试了各种分流解决方式，但是，由于惩罚主义趋向未曾改变，这一问题变得愈加严重。[37]
除了成本上的不堪重负，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惩罚主义最终也并没有使得犯罪控制目标得以有效实现。如尽管美国社区矫正对犯罪率的控制自1973年以来增加了六倍以上，但根据受害调查或者联邦调查局的犯罪报告可以看出，犯罪率整体基本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了三分之二。
与之前的高自由裁量权的矫治主义相比，低自由裁量权的惩罚主义并没有使得社区矫正行刑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好转，反而行刑成本更高，结果愈加不理想，更有过于侵入权利的担忧。因此，寻求新的社区矫正行刑逻辑变得日益重要。以矫正风险评估为契机，结合社会风险预防的需求，行刑实践逐渐转向以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方法进行社区矫正实践，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社区矫正逐渐将原来使用的模糊的、定性的和自由裁量的人身危险性概念替换为量化的、明确的和有确定依据的“风险”概念，并以之为依据作为区分罪犯的维度来确定行刑措施；二是根据风险程度的需要，逐渐在社区矫正中出现了一系列处于完全开放和监禁之间的定型化机制，而这些新的处罚方法通常用于中等风险各类水平的固定受刑对象，如对财产犯罪者适用集中的监督方式，对酒后驾车者适用电子监控，将少年犯通过军训式的矫正中心矫正；三是社区矫正的行刑政策已不再是绝对宽松的矫治主义或绝对严厉的惩罚主义，而是以风险程度区分轻重不同策略，强调宽严相济，如对减刑假释者违反规定的要作为高风险重新收监；四是根据风险而决定的缓刑和假释裁量逐渐成型，风险因素考量逐渐渗透至判决前人格调查领域，并成为判决缓刑和假释的决定性因素。(www.xing528.com)
以风险为中心来进行社区矫正的多种实践表明，社区矫正已经将再犯风险管理机制贯彻在具体行刑过程之中，将科学的风险控制作为社区矫正的统一目标，从而将过于宽松的矫治主义与过于严厉的惩罚主义在风险语境中有机整合，形成统一的风险管控机制，这一机制与风险预防的犯罪控制和整体刑罚理念发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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