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文化多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Williamson（2000）提出了四个层次的制度分析框架：（1）嵌入性的制度，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规范和宗教；（2）制度环境，包括正式规则（如政治、司法和官僚制度等）；（3）治理机制；（4）资源配置。正如Williamson所指出的，文化影响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是事先（自发起源）的，并在数千年中保持极其稳定。由于我国的法律与正式制度尚不完善（Allen et al.，2005；Pistor，Xu，2005；Xin，Pearce，1996），非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社会，并作为弱正式制度的补充（Allen et al.，2005）。因此，我国总是被归类为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而非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Li，2003；Xin，Pearce，1996）。

Granovetter（1985）认为，社会结构通过“嵌入性”（embeddedness）来影响经济活动。Uzzi（1997）认为嵌入性是“促进时间经济、一体化协议、帕累托改进与复杂适应性的交换逻辑”。在拓展Granovetter和Uzzi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的研究应该重视关系和其他非正式制度的嵌入性影响。

在基于关系型的社会或经济中，个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与公司行为，因此大多数交易和经济活动都受到个人关系和非正式（隐性）契约的影响（Li，2003；Li et al.，2004）。事实上，Jacobs（1979，1982）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关系的基本模型，发现关系源于相同或相似的态度、出身和身份。具体地，关系是通过如下两种途径得以建立：（1）共同的经历（例如，同学、校友、同事和师生关系）；（2）共同的故乡、血缘、亲缘和方言。显然，方言包含在Jacobs的框架内，并影响着中国关系的形成。(www.xing528.com)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根据方言使用范围，中国有167种子方言分支，98种子方言，17种子区域方言和10种区域方言（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方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姜永志，张海钟，2010），因此方言总是植根于文化中，并进一步内在地影响群体行为。方言关联更容易产生个体间的文化认同（Tajfel，1970；Tafel，Turner，1979）。事实上，相同的方言可以看作是文化认同的载体，因为方言、家乡情结和乡音给人们，特别是远离家乡的个人带来强烈的温馨、安全感和信任感。因此，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之间共同使用的方言塑造的（姜永志，张海钟，2010）。换言之，方言关联可能将个体联合起来做或不做某事，进而产生共谋效应或协同效应，这取决于不同的背景和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