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历史文献著作,凡言辨伪者必定要提到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首部辨伪学专著,并且从此才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辨伪理论,还提出了辨伪的规律。至于为什么要研究辨伪学,他在该书引中说:“赝书之昉,昉于西京乎,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今其目存于刘氏《七略》、班氏九流者无虑十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传于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还,赝书代作,作者日传,大方之家,第以挥之一笑,乃衒奇之夫,往往骤揭而深信之。至或点圣经,厕贤撰,矫前哲,溺后流,厥系非渺浅也。余不敏,大为此惧,辄取其彰明较著,抉诬摘伪,列为一编。后之君子,欲考正百家,统宗六籍,庶几嚆矢,即我知我罪,匪所计云。”在这短短的小引中,表达了他对伪书的流传感到忧虑之情,若不将其辨清,将永远贻误后人,因为一些大家对此往往一笑了之,而那些浅薄之徒,却又用之来招摇过市。因而决心对许多古籍,进行一番辨伪工作,并著此书,留传后世,是非得失,亦任后人作定评。这就是他撰著此书进行辨伪的目的。可以说他是在为保存传统文化典籍的真实性而努力,要把一切伪书统统揭露出来,以保持古籍的纯洁性。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今天仍需发扬光大。单就这点而言,他也可称为我国文化典籍的功臣。
《四部正讹》3卷,卷上考辨经部,卷中考辨子部,卷下考辨史部和集部。辨别之书达104种之多。通过对这些书籍的辨别,总结出伪书致伪的因素和辨别伪书的方法,为辨伪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伪书呢?他认为情况也比较复杂,该书开卷便说:“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接着就列举21种伪书的不同情况:
“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
“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
“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
“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鹏而有《鹖冠》是也。”
“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
“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冢发而师春补,《梼杌》纪而楚史传是也。”
“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
“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
“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
“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杜解》之类是也。”
“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
“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圣俞《碧云》之类是也。”
“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阴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称黄帝之类是也。”
“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坤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
“又有伪而非伪者,《洞灵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西京杂记》本葛稚川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
“又有非伪而曰伪者,《文子》载于刘歆《七略》,历梁隋皆有其目,而黄东发以为徐灵府;《抱朴》纪于句漏本传,历唐宋皆志其书,而黄东发以非葛稚川之类是也。”
“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化书》本谭峭所著,而宋齐丘窃而序传之;《庄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点定之之类是也。”
“又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刘炫《鲁史》之类是也。”
“又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司马《潛虚》之类是也。”
“又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山海》称大禹之类是也。”
“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17]
胡应麟通过对历史上许多有争议、有疑问、悬而未决的书籍,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和辨证,将伪书作伪的情况分为21种类型,说明这些伪书的产生原因,有主观,有客观。有的是主观故意作伪,当然这中间又有多种因素,有的则是认识判断错误而致伪。辨清真伪,自然需要深入仔细研究和考辨,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学识基础,更需要一定的鉴识能力,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为此,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中特地写了《鉴识》一篇,指出:“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这就是说人的鉴识高低不一,因而就出现本非伪书而被说成伪书,而原本伪书却变成非伪书了。所以胡应麟在书中说:“世或以非伪而信之,或概以伪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详为别白,俾撰者不湮其实,非撰者弗蒙其声,于经籍或有补云。”[18]当然,将伪书辨别清楚,固然对某些个人可以做到“不湮其实”或“弗蒙其声”,并且有补于经籍,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利于对学术发展的研究,排除诸多令人烦恼的干扰。通过对四部之书的考辨,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者,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者,杂传记为盛,璅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者众。”[19]这个比例是他在长期对古籍进行深入研究中所得到的规律,真可谓宝贵的经验之谈,不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自然就无此经验可谈。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伪书的真伪成分还作了认真的考定,有的是全伪,有的则是真伪交错,也有的则是“其名讹也,其书非伪也”。他能够大胆地将前人已定的伪书结论推翻,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但是,他这种否定前人研究的结论,并非意气用事,而是经过审慎地研究辨别后才提出的,这与那些爱唱反调学者的心理状态全然不同。如与胡氏同时的杨慎和清代早期的毛奇龄就是以爱唱反调而称著的学者,尤其是毛奇龄,对通过几代人研究而定案的伪《古文尚书》,他还要写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欲为之翻案。这种治学的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
通过长期对古籍的研究和考辨,特别是对伪书的辨别,在书中还提出了考辨伪书的8种方法,即他所讲的“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20]
在胡应麟看来,“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这8种方法,自然是他长期和古籍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其中也凝聚着前人辨伪成果和有效经验。对于辨伪工作能从理论上使之系统化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条文,应当说还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许多总结性的条文,不仅为后人考辨古籍提供了范例,而且为辨伪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这8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从书目著录、世人称引、后世传述、书的文体、所书事实、所处时代、作者确否、传者人品诸方面作考察。胡应麟正是运用了这些方法,考辨了100多种有疑点的书籍,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胡氏这8种方法在他的《四部正讹》中并未得到充分使用。但是有的著作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四部正讹》中所辨的每一条,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这些原则”。其实依笔者之见,这两种说法都无关大体,因为都不会直接影响该书价值的高下,前者结论成立,也不过说明这8种方法并不完全出于他实践经验所得,有的则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后者则旨在强调这8条全是胡氏辨伪原则的总结和归纳,事实上这种总结和归纳,自然不可能把吸取前人的辨伪经验成果排除在外。问题的关键是只要大家都承认这八条辨伪原则的重要价值,自然也就肯定了胡氏在辨伪学上的重大贡献了。当然辨别一部伪书,一般只需一两种即可定案,比较复杂者,所用辨别方法显然也就得多些。如书中辨别杨慎宣扬的《仪礼逸经》,辨别文字就很简洁,真可谓干净利落。“杨用修《谈苑醍醐》云:《湖广一统志》载刘有年于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有八篇,若然,则《仪礼》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从得之?意者圣经在世,如日月终不可掩耶,然一时庙堂诸公,不闻表章传布之请,今求之内阁,亦不见其书,出非其时,此书之不幸也。世人大言,动笑汉唐,汉唐求逸书,赏之以官,购之以金,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刘氏所上之伪书,经杨慎之议论,似乎确有其事,其实杨慎并未见到此书,竟然大发议论,其治学之审慎与否,于此可见。胡应麟在此议论之后,紧接着说:“案:《仪礼》篇亡者,自汉已无从物色,宁有历唐至宋,复出于今之理,必刘氏《连山》、《鲁史》故事,伪作欺世,用修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吴幼清《仪礼逸经》八篇,传十篇,经则取诸大小戴及郑氏注,传则吴氏本紫阳遗意而纂次之,其书名篇数,与刘所上正合,岂即此书也耶。”[21]既然所亡之篇,从汉代已经无从物色,历唐宋也从不见著录,明代何以又会出现呢?何况刘氏又有作伪之劣迹,人品不佳,加之胡氏藏书又多,将其篇目与《仪礼》有关著作两相对照,其作伪以欺世,自然就显露于世。我们只要通观《四部正讹》,就不难发现,胡氏在书中对伪书或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书籍,就是这样一部部鉴别评定的。当然,由于时代条件所限,他所作的鉴别结论有些也未必都很准确,对此,人们自然也都会理解。(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是非常丰富的,他是我国辨伪学得以建立的一位关键人物,说他是我国辨伪学的奠基人,这是毫不夸张的。他的辨伪学理论和方法,对后世从事辨伪的学者影响是深远的。如清代学者在辨伪上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从师从关系、思想渊源、文体句式、典章制度、内容材料等方面,来辨证一部书的真伪,这些方法显然是受到胡应麟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当时贡献最大的自然是清初的姚际恒了,他著有《古今伪书考》2卷,所辨之书也仅70种,分经、史、子3类,由于篇帙过于简单,理由未能充分论述,与胡应麟相比,他虽是后来,但却未能居上。近代学者梁启超著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把作伪之书分为“有意作伪”和“非有意作伪”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根据胡氏所列现象所归纳;而梁氏所区分的伪书10种类例,与胡应麟的21类之分,亦大体相同;胡应麟提出辨别伪书之8种方法,梁氏则概括了“鉴别伪书之公例”12条,显然是在胡应麟8条基础上加以补充而已。可见梁启超的辨伪理论和思想,是完全在胡应麟的辨伪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要把两者作一比较,就可证明我们这个说法决不过分。由此可见,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和思想在我国辨伪学的发展史上,确实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胡应麟在辨伪学的建立上所起的作用,正像章学诚在我国方志学建立上所起的作用,具有同样重要地位。
不过,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他所概括的8种方法还不够全面。如避讳,乃是我国古代书籍在文字上常有的现象,掌握它以后,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典籍都有重要的作用。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在所著《史讳举例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起源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他又在《通鉴胡注表微》的《避讳篇》说:“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避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与典籍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事实上,古代许多学者已经利用避讳识辨了不少疑难历史问题和伪书,上文我们已经谈到的南宋学者洪迈,已经用避讳来考辨书籍的真伪,清代钱大昕等学者也都利用了避讳,在许多史事的正误和辨伪上做出了贡献。胡应麟没有注意自然是个很大缺陷,但是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后来的梁启超已经将胡氏的8条扩充到12条,仍旧未将避讳列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许多事实证明,避讳在研究我国古代典籍的真伪、史事的正误上,是起着其他任何手段无法代替的作用。众所周知,自东汉赵晔作《吴越春秋》以后,直至唐代,以《吴越春秋》为名的著作竟有八九种之多,然而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流传至今的仅一种而已,于是现今流传这个本子的作者、版本也就成为众说纷纭、悬而难决的问题了。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周生春教授校点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一书,周君正是用了避讳这把钥匙,不仅解开了不少难以读通的字句之谜,而且用此手段论证了今本究竟为谁所作及其著作成书时间。可见作为辨伪学上的“公例”也好,“原则”也好,“办法”也好,决不应当缺少避讳这一重要内容。
(原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
【注释】
[2]《少室山房类稿》卷八六。
[3]《少室山房类稿》卷八六。
[4]《诗薮•内编》。
[5]《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
[6]《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7]《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8]《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
[9]《五杂俎》卷十二。
[10]《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九,《艺林学山引》。
[11]《少室山房笔丛》卷五。
[1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三。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
[14]《少室山房类稿》卷一一二。
[15]《朱子语类》卷八四。
[16]《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袁机仲》。
[17]《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部正讹》上。
[18]《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部正讹》上。
[19]《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
[20]《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
[21]《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一,《四部正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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