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的版本,自清季以来,尽管翻刻之本不下十数种,但主要的就是“大梁本”和《遗书》本两种,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本子外篇的不同呢?根据笔者研究,这两种外篇实际都是《文史通义》的内容,哪一种少了都算不上《文史通义》的完本。先以方志论文来看,章学诚一直将方志论文作为《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他在《又与永清论文》中说:“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2]第二,他在《论文上弇山尚书》中写道:“欧苏族谱,殊非完善,而世多奉为法式;康氏《武功》之志,体实芜杂,而世乃称其高简,其名均可为幸者矣。鄙选(撰)《文史通义》,均有专篇讨论。”[3]所谓“专篇讨论”,正是指“大梁本”外篇三《书武功志后》而言。第三,他在《释通》篇云:“又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自注曰:“详《外篇亳州志议》”[4]。由此可见,章学诚不仅将方志论文作为《文史通义》内容,而且早已明确是放在外篇。第四,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说:“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于风《诗》之流别,何谓也?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5]《诗教篇》乃《文史通义》内篇一的内容,同为一书,故行文才有这样语气。第五,在《与胡雒君》信中还讲了《文史通义》中还有许多篇是他回敬那些在编纂方志上攻击他的人,“又区区之长,颇优于史,未尝不受师友之益,而历聘志局,频遭目不识丁之流横加弹射,亦必补录其言,反复辨证,此则虽为《文史通义》有所藉以发明,而屡遭坎坷,不能忘情”[6]。可见王宗炎在编定时将方志论文从《文史通义》中排除出是不符合章氏本意的。我们再从这些论文本身来看,名为某志某篇之序,实则大量篇幅在论述历史编纂学上许多重要问题,不仅对史体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而且对史家、史著、史学思想、史家流派也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有许多评论并做到了“发前人所未发”,内容如此丰富、如此集中的史学评论专著以前还不多见。因为章学诚认为,方志本属史体,两者不分畛域,所以就成为他著《文史通义》时论述的内容了。
至于王宗炎所编之外篇,序跋书评驳议之类,当然也属《文史通义》内容,如章学诚在《与邵二云论文》中曾明确说过:“《郎通议墓志书后》,则《通义》之外篇也。族籍名字,书法之难,本文论之详矣。”[7]可见此类文字,作者自己的确是定为外篇的。但正如华绂所云,王氏这类文字“所遗尚多”。如章学诚在《上朱大司马书》中说及,他从“编书体例”角度所写的《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一文“亦《通义》之支翼”[8],王目即不收此文。再如上引《论文上弇山尚书》一文所指“欧苏族谱,殊非完善”,《文史通义》中“有专篇讨论”,这个专篇就是《家谱杂议》,王目亦不收入。尤其是《丙辰中山草》中16篇文章,有好多篇都是序铭书跋,作者也已明确讲了“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可是像《跋屠怀三制义》、《答某友请碑志书》等篇都被排斥在《通义》之外,显然违背作者意图。(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使《文史通义》按作者撰述本意所具之面目出现,不仅上述两种版本的外篇皆需收入,而且《章氏遗书》中现存有关论述文史的篇章亦应加以选录,因为王氏编目收录并不全面,许多明显属于该书内容的也未加收录。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该书有不少重要内容无疑是已经散失了,如作者自己在有些文章中曾提到过的《诸子篇》、《家史篇》、《三变篇》、《列女篇》等竟不可复得。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此种看法在50多年前张述祖先生发表的《文史通义版本考》一文中已经提出了,其结论曰:“综上所述,足证章氏原意,本欲将其所有著述皆汇集于一书。而王宗炎昧于此旨,编定遗稿之时,乃分出《校雠通义》、《史籍考叙录》等,别为一书,与《文史通义》并行,斯失已甚矣!而又由《文史通义》中提出论方志之文,编为《方志略例》。不知章氏史论虽精,卒未能见之行事,后人所借以略窥涯涘者,惟恃诸志。今王氏摈其序跋义例于《文史通义》之外,将何说乎?华绂盖有见于此,故授梓之际,改以方志论文充其外篇,初非无识,惜顾此失彼,又删序铭书跋之属,遂使章氏宏旨,不得备显。故曰王氏章子,各有得失。”[9]可见这位张先生早已认为两种外篇均应是《文史通义》的内容。但是他说章氏“本欲将其所有著述皆汇集于一书”,笔者以为,要说将所有著述汇集而成文集或全集是情理中的事,若要全汇集于《文史通义》则不可能。另外,它与《校雠通义》本来就是章氏的两部著作,其内容倒是相互发明,只是《校雠通义》内容比较集中,而《文史通义》内容就更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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