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中叶，首先明言模拟赵汸的《春秋属辞》，对《春秋公羊传》进行专经研究的，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孔广森所著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这位三十五岁便夭折的曲阜才子，终身钦仰他的老师戴震。由他的《戴氏遗书序》可知，戴震生前已认为两汉的博士官于《公羊传》“未必能明”［7］。因而孔广森搜集汉晋以来诸家《春秋》注，专取“通于公羊”的内容，撰成《通义》，显然受到戴震的点拨。
《通义》着重考证何休“解诂”的得失，同时强调《春秋》并非史书，而是以史事表达治国的信念，原本“重义不重事”，“《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斯《公羊传》尤不可废”。［8］就是说，《公羊传》绝非如毛奇龄所讥，只是一部“道听途说”而强解《春秋》的伪传［9］，相反为理解《春秋》教义所必需。嘉庆间的汉学护法阮元，正是从这一角度称道《通义》，说是读其书始知圣志之所在。梁启超批评孔书“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10］，那是偏见。
不错，晚清的经今文学者，多半归“宗”于庄存与。这位常州名士，曾被乾隆帝斥作“不留心学问”［11］，却颇会做官。清代经学的一大公案，便是传世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究竟是西汉孔安国得自孔壁的遗书及其解读呢，还是如宋明已有学者相继怀疑的，属于后人伪造的经传？历经阎若璩、惠栋等汉学名家的考证，这二十五篇连同各篇的孔传，终被断作“伪经”“伪传”。那么它还能继续充当“钦定”的圣经吗？
按照清廷标榜尊孔崇儒的逻辑，这部冒牌圣经及孔传，必须摒弃于科举和学校之外，于是乾隆中叶“言官学臣”建议清廷实施。但闹了一阵，事竟中辍。据后来龚自珍记述，就因为时在上书房行走的皇子教师庄存与力排众议，理由是《古文尚书》虽伪，却存有“圣人之真言”，尤其像《大禹谟》“人心道心”诸语，原是理学赖以立足的出典，而帝胄天孙自幼所习的道德戒条，“长以通于治天下”，也多出自伪《书》。他因此特著《尚书既见》。“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12］也许受此激励，庄存与晚年“留心学问”起来了。他曾轻蔑地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13］，不消说他的“术”有深远意义，所谓“独得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4］。其中一种，便是被视作清代经今文学开山之作的《春秋正辞》。(www.xing528.com)
《春秋正辞》叙目，劈头便称“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15］。就是说他不仅掌握了解开《春秋》隐藏的微言大义的“金锁匙”，而且比孔广森《通义》深了一层。《正辞》的“义”有多么深奥，只消看书中关于“《春秋》大一统”的诠释便知：“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君主是人民的太阳，是天地祖宗授予权力的唯一主宰，是王政与圣学的绝对权威，谁冒犯就非斥革罢黜不可，这类论调岂非早由李斯、董仲舒等等“大一统”的先辈说得更透辟吗？
更不幸的是庄存与的书不仅了无新义，还较孔书晚出。二书均收入《皇清经解》，只消略加比照，便可发现二者在具体考订上乃至在经文释义上的相似程度，都超过庄书与赵书的相似程度。庄存与长于孔广森三十九岁，在孔广森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曾任庶吉士教习［16］。有人据此暗示，似乎孔广森的《通义》，实受自庄存与而不是戴震的教诲［17］。此说在考证上犯了一点小小毛病，那就是忽视了判断历史是非至关重要的时序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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