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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在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中的学术定位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乾嘉时代三大考据史学家的代表著作相比较而言,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颇为另类。这是章学诚在道论思想指导下所持有的特别的学术价值观。然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对“独断之学”情有独钟,三致其意。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章学诚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严格区分开来,对乾嘉时代徒知考据为学问的时代风气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体现了过人的胆识与学术智慧。

《文史通义》在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中的学术定位

 与乾嘉时代三大考据史学家的代表著作相比较而言,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颇为另类。它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历史文化哲学著作。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其性质与经学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当属同类,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本书是该时代哲学著作的双璧。

 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史通义》一书的核心观念是“道不可见,可见者道之迹”的道论与“三人居室而成道”的人道论。作为“形上之道”的道体是变动不居的,圣人也无法把握,因而圣人并不能代表“道”,更遑论以道自居,而只能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轨迹中发现“道”之迹。“六经”是载道之书,但“六经”不能涵盖发生在“六经”之后的历史事件和变化之道。因此,“六经”也只能是道之器,而不是道体,即不是道本身。每一代人都必须通过对“六经”核心精神的领悟来重新研究、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之道。“六经”皆是大道变化的陈迹,是圣人因时而撰写的经典文本,因而“六经皆史”。

大道之体不可见,也不可说,则天人性命之理也不能凭空而论。要研究天人性命的抽象哲学道理,也只能在“道”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去寻找。因此,“言性命必究于史”之史就是所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历史是什么?凡是人间的所有文字、著述等都是历史。可见,章学诚思想中的历史即是历史文献及其所呈现出的道的变化轨迹。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思辨历史哲学命题,而与司马迁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观念有相当大的不同。章学诚的历史学更多关注的是历史文献及其所呈现出的道之迹,而不是感性的人类活动本身。这大约与乾嘉时代重视文献的时代与学术氛围有关。按照章学诚的历史观来看,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典籍与学问(知识)系统的文字表达形式,都是历史。换句话说,四部分类虽然由来已久,然而就人类的学问而言,只有一种,那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历史学。因此,文史,即一切通过文字形式存留下来的道之变化的陈迹——历史,是“道体”在人间留下的足迹,表面看起来有经、史、子、集四类形式,其实具有内在的共通性质——即是“道”之迹的表现。因此,历史学研究不是斤斤计较于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订,经学研究也不是对六经原义的把握,人文学的研究无非是要把握那变动不居的道,通过对道变化轨迹的研究来研究现实的存在,把握现实中的道,从而实现研究者研究活动的价值。因此,所有学术研究的根本精神是对“公共之道”的把握,而不是为了研究者的名声去别立门户。如果一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确体现了“道”的精神,即使不以这个人的名字去命名也没有关系,因为学术乃追求大道的“天下之公器”。只要是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变化之道,则具体个人的名声存留于人间与否,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这是章学诚在道论思想指导下所持有的特别的学术价值观

 然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对“独断之学”情有独钟,三致其意。而且也强调学术研究要体现研究者的“性灵”——即研究者的“别识心裁”。如果学术研究是对“公共之道”的把握,人们又何以能够有自己的“别识心裁”,从而形成自己的“独断之学”呢?

这需要联系他“独断之学”的反面——考索之功和“别识心裁”的反面——记注史学,才能充分理解这一学术主张与其“道公而学私”的内在关系。

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章学诚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严格区分开来,对乾嘉时代徒知考据为学问的时代风气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体现了过人的胆识与学术智慧。他说:

学问文章,古人本一事,后乃分为二途。近人则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教,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1)

章氏将考索之功与理想中的真正学问(即独断之学)区别开来,与戴震将考据看作是抬轿者,而“求道”才是坐轿之人的说法类似。章学诚从学问的角度肯定戴震的同时,又批评戴震以“考索之功”为标准来衡量某人是否有学问的做法,如章学诚说:“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2) 但是戴震又有过失之处,以己之长来要求天下所有学人必精于考订方能言学问:“戴氏深通训诂,长于制数,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学问,其言是也。然以此概人,谓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3) (www.xing528.com)

不过,章学诚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考索之功”的价值,只是认为在更高的层面上盾,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是不能够严格区分的,如果真正做到融功力于性情之中,则可以称之为有学问了。他认为,当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段话时,我们已经无法区分什么是功力,什么是性情了,这就是学的究竟意。而孔子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究竟的境界,是因为他能做到“好古而敏求之者也”。(4) 章学诚将性情与功力融为一体,称之为学问,这与他追求独断之学的思想精神密切相关。这一点,也是他与戴震的学术思想颇为不同的地方。戴震追求“十分之见”,似乎更倾向普遍有效的真理性知识。而章学诚则更追求“别识心裁”,“ 独断之学”,更强调学问的个性,就这一点而言,章氏学术思想与焦循的“性灵”经学思想似乎更为接近。不过,他追求的“大道”与“独断之学”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在批评了考据学末流斤斤于考据而自以为是真学问的同时,章学诚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历史上的官修史学了无史识和考据史学“循流忘源”的缺陷,认为他们的著作都无法体现历史变化、发展之道。他说: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采,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5)

由上述对历史学发展脉络的回顾与批评,章学诚表彰郑樵,并进而表彰司马迁、班固的历史学著作,认为他们的著作把握了历史变化之道,体现了史家的别识心裁。他认为郑樵在司马迁、班固之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6)

郑樵是否达到了“自成经纬,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学高度,还有待讨论。然而章学诚是这样认定的。他认为,除了郑樵之外,在司马迁、班固之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7) 。这样的历史学作品实在不可以称之为“史学”撰述。章学诚根据自己的历史哲学观念,将历史学著述分成两大类,一是撰述之作,一是记注之学。而依据史学研究与写作的风格,又分为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等不同类型。而他本人最为欣赏的当然是“史学”。他说: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也。(8)

由上所引文献及分析可知,章学诚所说的“独断之学”,是异于考据学追求细节真实而言的追求形上大道的学问。章学诚所说的“别识心裁”,即是异于历史学研究领域里不能反映历史变化之道的史学,特别是相对于官修史学而言的个人创作的史学著作,如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说具有“别识心裁”。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要求一切学术研究活动,包括所有历史学著述都必须与揭示人类变化的大道有关,而且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否则,他们所做的学问都可能因为是门户之见而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就历史学的研究与撰述而言,史学家必须具备历史学家的内在德性——即对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变化之道的把握能力与表达能力,然后才有资格当历史学家。这便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所发明的,也是他自以为是“别识心裁”的史德观。在此基础之上的历史学才能把握大道,即具备了“史义”。而具体历史学家的“史意”——即个人的历史裁断,就是为了把握“史义”,以便统御史事与史文。

《文史通义》一书内涵丰富,绝非本节简短文字所能穷尽其意。而历史学领域的诸前贤与时贤对该书及章学诚历史学思想丰富性的揭示与挖掘,可以与本节所论相互发明。本节只是想对《文史通义》一书内在哲学思想的一贯性特征给出简明的勾勒,一是凸显其在乾嘉考据学中的独特地位,二是补前贤所论未逮之处。相对于三大考据史学著作而言,该书不以具体的历史事件考订见长,也不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再叙述达到对历史与现实的批评,而是对历史之所以作为历史的根本属性——以探究变动不居之道的哲学思考为出发点,让史学统御人类所有的学问门类,进而对历史学的撰述、历史学家的内在资格提出要求;又进而论述一切学问和历史学研究、著述的分类问题。如果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通过直接解构与批判宋明理学天理观念,意在表达自己的新伦理学政治哲学理想诉求,而恢复原始儒家精神只是其托辞或言说技巧的话,那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通过批评同时代学人斤斤于考据学并且以为唯考据学是从的学风,用意则在于让一切学术研究,包括史学研究走出故纸堆,面向现实社会。换言之,章氏以智者的孤勇从事历史文化哲学的思考,将人类的一切文字、著作都看作是大道的陈迹,将“六经”看作是先王之政典,要求人们通过对大道陈迹的研究而领悟变动不居的“道体”,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从学脉上说,章学诚的学问吸收、继承了戴震的一些思想,同时又批评了戴震哲学思想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并从历史学重视时间的维度来考察“道”的变动不居特征,从而在道论方面弥补了戴震以气化论为基础的道论思想中暗含而未明言的道之时间性的不足,深化并丰富了乾嘉哲学形上学——道论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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