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颜元的反理学思想

从广义的宋明理学角度看,颜元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都曾经给予了无情地批判,但同时又吸取了他们思想之中的合理成分。颜元曾经向友介绍自己学习圣贤之道的心路历程时说道:“初求之陆、王无所得,继求之程、朱无所得,因反求之孔、孟,亦终瞻望仿佛其万一,而不敢自信也。夫求之陆、王、程、朱,则不惟与世间名利、博弈等人相远,即诗、文、字、画今世所尚为高致者亦相远;反求之孔、孟,则不惟与世间佛、老、申、韩、杂霸等相左,即与学王、陆、程、朱,辑语录、谈静敬、著书册者亦相左。”(105)

在《性理评》中,他对借别人评上蔡之学“终不离禅的见解”这一评价,说道:“予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如是。”(106)

这就表明,颜元对于广义理学中的程朱、陆氏之学都不满意。不仅不满意,而且还加以批判,主要因为他们的学术空疏不实,且与佛教类似。在《寄关中李复元处士》一信中,颜元对朱、陆两家学说都有批评,他说:

为朱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朱者皆斥之;为陆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陆者皆斥之。吾乡若孙钟元先生以为合朱、陆而成其为真孔子也。而以孔门礼乐射御书数观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头文字而已矣。以孔门明德、亲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禅宗虚局而已矣。(107)

简洁地说,颜元对于程朱、陆王之学的批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批评程朱、陆王之学空疏不实,夹杂佛教与禅学内容,不是先秦周公、孔子、孟子之学。

其二,批评宋、明儒家所坚持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以义理之性为善,气质之性为恶的人性论思想,坚持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一,气质之性不恶,人性从根源上说皆是善,恶是由习染所成的人性论立场。

其三,在对程朱、陆王之学的双向批评过程中,对程朱的批评更加激烈。而在对程朱的批评过程之中,对于朱子的批评又甚于对程子(主要是伊川)的批评。

下面集中讨论颜元对宋儒程、朱思想的批评。

相对于陆王之学而言,颜元对于程朱一系儒学的批评更为尖锐。他曾说:“两程出而前圣之道始乱矣,伤哉!”(108) 在《存学编》卷二《性理评》部分,集中批评程、朱理学空谈不实,近佛近老,背弃儒家思想之根本精神。他对程子的辟佛之言做出了这样的反批评:

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于此徒叹学者之流于异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109)

他对朱子批评杨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乱就之”的观点进行反批评道:

余尝谓宋儒是理学之时文也。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乱就之”,此三语抑杨氏于乡党自好者以下矣。后面或人说“大贤出处不可议”,又引胡氏之言比柳下惠,且曰“极好”;又何遽推之以圣人哉?盖讲学先生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110)

对于朱子的“穷理居敬”说,颜元亦有激烈的批评。他说道:

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何也?“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为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子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佔毕读之也,曰“为《周南》《召南》”、曰“学《诗》”、“学《礼》”,曰“学《易》”“执《礼》”,是读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学于文”,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111)

颜元对于朱子之学的缺陷作了三点总结:“一者,游思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作琐繁事。一者,略一讲习,即谓已得,未精而遽以为精。一者,既废艺学,则其理会道理,诚意正心者,必用静坐读书之功,且非猝时所能奏效。及其壮衰,已养成娇脆之体矣,乌能劳筋骨,费气力,作六艺事哉!”(112)

颜元认为,“不知道理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记许多以求理会道理,便会丧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113) 。

上述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与他的切身的生命经历有关,此点与阳明龙场悟道有相似之处。他说:“吾自弱冠遭家难,颇志于学,兼读朱、陆两派语录,后以心疾,无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遂专程朱之学……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失,为前二千圣贤揭晦没之本源。”(114)

其实,颜元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下,从理论上批评宋儒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然即使是这样,他也甘愿冒着这样的政治风险,以关心万民生命,不负天地的大无畏精神气概批评宋儒。他说:

韩愈诋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之尧、舜、周、孔者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本州杖决,况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诬,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115) (www.xing528.com)

他甚至将程、朱之学与孔、孟子之学对立起来,非常激烈地说道:“迨于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人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116) 颜元甚至说:“非疲口敝舌,辩开一分宋学,孔道一分不入”(117)

要而言之,颜元对宋儒的批判,其着眼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宋儒空疏不实,于事无补。他说:

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相率静坐顿悟“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曰“以不观观之”,暗中二氏之奸诡,而“明明德”之实功溷矣;相率读注释,合清谈、训诂为一堂,而习行、礼、乐、兵、农之功废,所谓“亲民”者无其具矣,又何“止至善”可言乎!以故尧、舜“三事”之“事”,周、孔“三物”之“物”,偭矩而趋;而古大学教人之法,秦人强使之亡而不能尽者,潜奸暗易,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生民之祸,倍甚晋、唐,道法沦湮,人才廖落,莫谓虞、夏、商、周之文物尽灭其迹……试观两宋及今五百年学人,尚行禹、益、孔、颜之实事否?圣道之衰,毋乃已极与!孔子在天之灵,无乃伤与!(118)

二是批评宋儒的性善、气质恶、情恶的人性论。在《性理评》《性图》两篇长文中,颜元从多个角度反复批评程朱人性论中的性善、气质恶、情恶的人性论思想。上文已经简要地勾划了他对程朱“气质之性恶”观点的批评,此处再简要地勾划他对程、朱“性善情恶”观点的批评。颜元的《存性编》共有七幅图表,直观地表达了他对理气、性、情、才、德的认识,在思想的表达方面有独特之处(此点亦表明他受宋儒影响的另一面)。在论证性、情、才均为善的观点时,他亦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图形:(119)

孟子性情才皆善之图②

通过此图形,他论证道:

发者情也,能发而见于事者才也;则非情、才无以见性,非气质无所为情、才,即无所为性。是情非他,即性之见也;才非他,即性之能也;气质非他,即性、情、才之气质也;一理而异其名也。若谓性善而才、情有恶,譬则苗矣,是谓种麻而秸实遂杂麦也;性善而气质有恶,譬则树矣,是谓内之神理属柳而外之枝干乃为槐也。自有天地以来,有是理乎?(120)

颜元仍然从理气混融论的立场出发,论证人的道德理性——仁义礼智四种表征与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外化的作为,具有理论的内在的统一性。仁义礼智为一浑然的“性善”,“见当爱之物而情之恻隐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恻隐以及物者,才也。见当断之物而羞恶能直及之,是性之义;其能羞恶以及物者,才也。见当敬之物而辞让能直及之,是性之礼,其能辞让以及物者,才也。见当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圣贤与道为一,虽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无恶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为善’, ‘若不为善,非才之罪也’”。(121)

而人情由于受财色的引诱,受蔽受惑,当爱而不见,见不当爱而爱之,于是有贪营之类刚恶,有鄙吝之类的柔恶。“程、朱惟见性善不真,反以气质为有恶而求变化之,是‘戕贼人以为仁义’,‘远人以为道’矣。”(122)

为拯救程朱一系宋儒的偏颇,颜元提出了他自己的实学构想。针对人性的气质偏驳问题,颜元提出了不同于宋儒“明明德”的方法。 他说:

然则气质偏驳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养省察,磨励乎《诗》《书》之中,涵濡乎礼乐之场,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即以此也。使天下相习于善,而预远其引蔽习染,所谓“以人治人”也。若静坐阖眼,但可供精神短浅者一时之葆摄;训诂著述,亦止许承接秦火者一时之补苴。如谓此为主敬,此为致知,此为有功民物,仆则不敢为诸先正党也。(123)

颜元对自己的人性论及其实学颇为自信,他说:

熟读《孟子》而尽其意,细观赤子而得其情,则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则于所谓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学是也。是明明德之学也,即谓为变化气质之功,亦无不可。有志者倘实以是为学为教,斯孔门之博文约礼,孟子之存心养性,乃再见于今日,而于儒有学术,天下有治平,异端净扫,复睹三代乾坤矣!(124)

如果就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人心与真理、与生理的两重关系论而言,颜元的思想更接近张载的气本论的思想立场。他曾经这样说道:

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全其真理,自全其生理。微独自全其生理,方且积其全真理者而全宇宙之真气,以挟宇宙生生之气。予悲夫人心之真理日散,惧夫宇宙之真气渐硗,则人之为生与宇宙之生生,将终不虞、夏也哉!即终不虞夏,何遽不存虞、夏意?存虞、夏意,终有虞、夏望也。乃历观诸史册,博求之当世,殊不似商、周前之人心宇宙,处处真气洋溢,人人真理布濩也。存人心之真理,以撑持宇宙之真气者,止数忠臣、孝子、节妇耳。(125)

而人心中的真理又与人心的生理结合在一起,把真理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阳明学对颜元的深刻影响。他这样说道:

夫真理自在人心,不触不动;真气自在宇宙,不鼓不起……鼓动及之,人心各充其自有之真理,而宇宙间散者日醇,硗者复厚,孰谓斡旋乾坤不由一妇人哉。方且动人心之生理,起宇宙之生气,又孰谓其死于一日者,不生于千古哉!(126)

很显然,阳明心学凸显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思想,在颜元这里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得到了继承。仅以此点来看,颜元的哲学思想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上更接近于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