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义》中的中体西用论

“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后来概括为“中体西用”）的口号，是张之洞于甲午战争之后提出来的。但作为一种思想或观念，则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产生。如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源也。”（《弢园尺牍·与周弢甫征君》）郑观应也有“中学其本、西学其末”的说法。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时期，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主张器物西化的同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保留中国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而把先进的器物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这些思想都是“中体西用”说的先导。

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主张变法，尤其主张效法西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引起保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出现了中学、西学或旧学、新学之争。他们互相訾謷，互相攻讦，于是张之洞著《劝学》出来调和，认为应该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外篇·会通》），中国欲图富强，需“内外相养”，“中西兼学”。这里，张之洞虽然提出“中西兼学”的问题，但又把二者强分为内外。在他看来，内以治身，外以应世，其要点在于强调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是不可变的。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劝学·外篇·变法》）张之洞的这些看法，与保守派的“中体中用”（排斥西方的一切，甚至器物）相比较，尽管有开明之处，如强调法制、器械、工艺等具体事物的可变性，但完全排斥“伦纪”“圣道”“道本”的可变性，而他所谓的“道本”，则又完全是儒家的“三纲”之说，“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劝学·外篇·变法》，“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劝学·外篇·明纲》。

不可变者为体，可变者为用，此即是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说的精义所在。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学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劝学·内篇·循序》）这即是说，若不以中学为体，中国则将失去治国的根本，它所带来的祸患将比不通西学，闭关锁国带来的祸患严重得多，因此要免除祸患，沟通西学，必须以中国的伦纪、圣道、三纲、传统体制为其根本，若将体用颠倒，弃其“根柢”，还不如不要西学。这实际上是以调和折中的形式，包裹反对制度西化的内容，即在不触动封建制度之“体”的前提下，容纳对封建之“体”有利的西学之“用”。很明显，作为本体或“根柢”的“中学”，指的是以封建制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国旧文化，作为对本体有用的“西学”，指的是西方的生产技术、工业产品及与其相应的商务、教育等功利性课目。(www.xing528.com)

除了张之洞之外，在《劝学》问世前后，还有许多人持“中体西用”的主张。如梁启超在代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皇朝蓄艾文编》卷十五）参与筹建京师大学堂事宜的孙家鼐也说：“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江苏学会立会宗旨中亦有这样的说法，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苏学会简明章程》）。湖南同学会问答中也有“兼讲西学以补中学，可也；尽弃中学，专用西学，不可也”等说法。这都反映了当时在中学与西学关系上，知识分子所持的普遍看法。

总之，“中体西用”论是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产物，它所以被当时多数人所接受并传诵一时，就在于它既主张保持中国原有的价值与体制，又主张采取某些西法，这在相当程度上比改良派的维新变法更能维持一般人的文化心理平衡。应该承认，在中国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体西用”论毕竟超越了当时国粹派们更加保守顽固的文化立场，在严密的传统文化所设定的范围内，做一点技艺西化的努力，这应该算是认识上的深化和行动上的一个进步。因此，“中体西用”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它相对于保守派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相对于主张民权、民主，实行议会立宪的改良派来说，则又起到一些消极作用，因为从古代向近现代过渡，制度的改变是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