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分配轻生产：《中国文化通义》

从上述材料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统治者及思想家们之所以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其主要在于达到“国富民安”和维持社会安定的目的。《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说：“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实际上，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比法家更重视民生及社会的安定。但是，在单一型农业经济中，“庶民安”与“财用足”往往是矛盾的。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济资本与财力都非常有限，其规模狭小，仅能自给自足。因此要做到“财用足”，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经济上分配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因此重分配而轻生产成为传统经济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先秦儒、墨、法三家本来都有“求足”的思想。孔子有“先富后教”的说法。认为国家有众多的人口，首先应该使他们富足，然后再加以教育，这与管子“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义”有许多相同之处。由于农业匮乏和经济自身的限制，求足的思想往往得不到实现，因此便转而求“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正是“求均”思想的明确表达。孟子所鼓吹的仁政，从经济的观点看，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均主义。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正经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谷禄均平”，只有土地平均了，人们的收入才能平均，以此作为防止暴君污吏兼并土地的手段和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所推崇的这种井田制，是他理想的平均主义的土地制度。因为在古代农业中，尤其在传统的井田制下，农人耕种的土地，大都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即“五口之家”耕“百亩之田”。所以经济情况相差并不悬殊。这种理想化的自然经济，因为财富趋于平均，人们也就安于土地，所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平均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无争夺、无忌妒，大家皆能相安无事，但其代价却是贫穷。(www.xing528.com)

求足求富然后能克服贫穷，增加生产，这是现代经济思想中一个极普通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未尝没有。但两千多年来，中国却沿着求均求平的经济轨道向前发展，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也一直影响到今天，这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农业经济与求均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农本身即是求均思想的肥沃土壤，二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凡重农者必重均，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本身即带有平均主义的特征，要扫除平均主义的思想，则必首先改变农业经济本身。第二，抑商的结果，正是助长了平均思想，而平均思想则必然抑商。这二者也是不可分割的。历代的抑商政策，都是以农商之间贫富悬殊为理由而限制商业的发展，结果使农业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得不到发展。第三，求均思想所以容易被人接受，与传统的价值观念有密切关系。先秦各家，特别是儒、道两家，虽然在价值观念上有许多歧异，但在知足、谦下、安贫、克己、不争、去欲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上则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系列价值观念与求均的经济思想恰好相融，构成他们大同小异的经济价值观念，使重分配轻生产的求均思想长期占支配地位，一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仍未彻底铲除，这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