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韬略：中体西用说的意义及方案

“中体西用说”是洋务派反对守旧派的精神武器，它在重视中学的伦常名分的前提下，提倡学习西学。它只是一种文化构架，并没有统一的概念。

在冯桂芬提出“主辅说”以后，洋务派的代表们又分别提出了“体用”“本末”“道器”“形上形下”等不同说法，但他们的文化观念是基本相同的，都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文化格局。

所谓“体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它被用来表述本体与作用的关系。“体”是内在的、根本的，“用”则是“体”的外部表征。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并不追求一种哲学的深思和文化的思辨，它只是用比较表层的语义来确认一种大众化的行为选择。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学，却提出这样一种折中的方案，是基于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和策略上的考虑。

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兴起的，他们主要是在用兵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西方武器的优越，主张购买武器、自制武器，然后才懂得西方之数术等为制器所必需。他们对西方的社会政治等等并没有进行考察，也不知道中国的声名文物、伦理纲常有改革的必要。

“中体西用”是在提倡西学和反对西学的论战中产生的，洋务派又是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这就使这种文化观念带有论战策略的色彩。

它之所以要借助“中体”来压低西学的作用，目的是为了削弱守旧派声称的西学有害于中学、有害于传统政治、社会秩序，从而引得朝野鼎沸的声势。

因此他们除了要证明中学和西学不仅可以相补、相容，而且还要证明西学有巩固中学这个根本的作用，即“中体”离不开“西用”。前者，“西学中源”论已基本达到了这个效果，洋务派则重在后者。

曾国藩、李鸿章与冯桂芬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又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导人，这使得他们成为冯桂芬主张的最早实施者和阐发者。

曾国藩主要停留在购器、制器之上，而对宋明理学尤为推崇。

李鸿章也基本上持此种态度。

李鸿章在办洋务之初曾言：“中国的文物制度与外国那种野蛮的习俗有很大不同，而之所以能够治理国家，没有损害邦本国基，自然有它的道理，如果说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全要靠仿造机器，我也不会有这种一隅之见。中国文物制度是国家立国之本，这是仿习机器所不能办到的。之所以要仿习机器，就像一个人病正重，一定要先治标。”这和冯桂芬主以伦理纲常、辅以富强之术的提法几乎相同。

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又进一步提出“道器”说：“中国最崇尚道，而西方最擅长的是器，要寻求御外侮的办法，首要的是自己要振奋起来，完善先圣所创制的制度，至于外国人所擅长的，也不要去设置障碍来禁止，这才会道器兼备，将四海之内合为一家就不难办到了。”以器补道、道器兼备，其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

汤震的“道器”说，则体现了以器卫道的紧迫感。他对中西学从道器的角度进行了一番评价：中国所师者是形而上的道，西方所致力的是形而下的器，中国自以为掌握了道，而渐渐地却失去了器，而西方致力于器，有时却暗合于道。中学有道而失器，西学有器而合乎道，西学优越于中学自不必说，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中国失败的惨痛教训。

汤震对中国伦理纲常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与李鸿章的“道器”说已有不同之处。在汤震看来，中国要振作起来，就要善于发明器，以形下之器卫形上之道，否则，单凭中学之“道”，即伦常名教，不但不会自救，还会导致亡国的命运。

洋务派的强调西学可用和标榜“中体西用”论，随着他们对西学知识的深入认识而逐渐深化、逐步发展，学西学的层次也就不断加深。

郭嵩焘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意即西学不只是末，它也有其根本，中国学习西学不但要学习其器用之末，而且要由此入手，由浅入深，逐渐掌握西方的富强之道，学习其立国之“本”。(www.xing528.com)

那么这个“本”是什么呢？郭嵩焘认为是西方的“重商富民”政策。郭嵩焘“西学有本有末”的提法是“中体西用”观发展的重要一步。

正当郭嵩焘为了学习西方“重商富民”政策发表议论时，王韬、郑观应等人也开始批评洋务运动学西学只限皮毛的失误，主张学习西方的立国之本，即经济和国政。

郑观应说：“西方立国也有本末，虽然文物制度比不上中国，但其富国强兵也有体有用。如在学堂培育人才，在议院讨论政事，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不务虚，制定政策而后行动，这就是体。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这就是用。中国丢弃其体而专求其用，不管怎么努力去做，也总是赶不上，即使海上有铁舰巡行，铁路四通八达，真的就足以依赖吗？”这就将郭的主张发挥发展下去，涉及政治制度的内容了。

钟天纬更是将这种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政治制度。他指出练兵、制器、开矿等事宜都属于治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有从大本大原处着手，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才能挽救中国。

“中体西用”论者既然已经深入到西学之本，主张学习西方立国之体，那么怎么来对待本国之大本，中学之体呢？这两者是势不两立的。

郑观应为此设计了一个奇特的方案：将中体缩小，而将西用扩大。根据这个方案，中体已不包括政治、社会秩序，而只是抽象化了的传统的学理原则和伦理观念，西用则扩大到西学之本。即坚守尧舜文武以来的成法，继承其中的精髓，而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

“中体西用”论者主张进行政治、社会改革，但又不敢摆脱伦理纲常观念的束缚，从而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状态。因此，当一部分人从这个群体分裂出来，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时，他们就群起而攻之，从促进历史发展的积极面转变为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面。

张之洞就是他们的代表。

张之洞和维新巨擘康有为有着很好的关系，张曾引其入自己幕府，并支持了康的早期活动，但当康有为向封建制度发动攻击时，张之洞为了自保，作《劝学篇》同康、梁论战，以示同他们划清界限。

由于《劝学篇》作于洋务派思想成熟时期，它对“中体西用”论的阐述也就最为完备。《劝学篇》分内、外两篇，按照张之洞的设计，“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将“体”“用”划分得清清楚楚。

在《内篇》中，张之洞着重论述的是推崇纲常、反对民权。他宣布三纲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是中国世代圣人相传的最高教义、伦理政治的根本、区分人和禽兽的原则。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的主张是十分荒谬的。他同时指出三纲是世界万国之公理，西方也有“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所谓的民权平等观念只是西方政治和风俗中的糟粕，不应该引进。

我们姑且不管他的见识有多么浅陋，仅依照他的逻辑，既然各国三纲相同，那么引进适合于三纲的西方政治制度，不也是义中之事吗？这一点是他无法解释清楚的。

《外篇》说的是学习西学的内容。他主张在不触动“三纲”的限度内，实行兴学堂、广游学、译书办报、改革科举、开矿修路、设立农工商兵诸学等具体新政事项。

为了推进西学的学习、采用，他还专门论述了中、西学的相通性，认为西方立国的各项政策，如农、林、工、商等等，都可以从中国的《四书》《周礼》《左传》，以及其他典籍中，找到立义的依据，甚至议院制，也能从《周礼》中查出根源。但古代中学是不足以替代现代西学的，因此中国应该学习西学，而且有学习西学的基础。

张之洞的《劝学篇》以纲常伦理观念为根本来提倡西学，这和他的洋务派前辈侧重点已有不同，他意在抬出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法，来垄断舆论，给维新派设置了最难突破的障碍，甚至连赞同变法的光绪帝也对《劝学篇》大加褒奖。而其学西学的范围虽然广泛得和维新派几乎无大差别，但由于挖掉了民权之魂，实际上就没有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

《劝学篇》标志着“中体西用”论的完备、成熟，也预示着它的没落、衰亡。这里有康、梁的作用，也有其本身逻辑混乱的导因。综观“中体西用”，它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既攻守旧派，也攻激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