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大田》中有言：“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所谓螟、螣、蟊、贼，孔颖达曰：“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其中食叶之螣，即为蝗。郑玄在注疏中说，“螟螣之属，盛阳气嬴则生之。今明君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与炎火，使自消亡。”[2]从中可以看出在西周之时，已知对于蝗虫等危害庄稼之害虫，应将其投入火中焚烧，以绝后患。而由郑玄之注，亦可知时人认为蝗灾与炎旱有关，同时在五行灾异，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下，认为蝗灾与君主治国是否清明相关。比郑玄稍晚的李巡、孙炎在注释中，也认为“皆政贪所致”，“灾由政起”。
邓拓曾言，“过去人们多以为蝗蝻不可除[3]，不应除……他们的理论根据，不外是一切天灾，都是神灵谴罚，非人力所能避免”，“最早倡议除蝗的，是秦苻坚时的刘兰”，[4]笔者以为，虽然不可否认很多民众往往不敢扑打蝗虫，并以之为神灵，但不论从诗经，还是汉人的注疏来看，至少已经存在这样的观念：其一，蝗灾是可以并应该去消除的；其二，在天人感应之思想影响下，至少修政积德是避免蝗灾的一种手段，而这是可以通过人力积极实现的。
唐太宗时，京畿地区出现蝗虫，太宗在御苑内抓起数只，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肝。”准备将其吞食，手下劝谏，恐致疾病，但太宗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5]这一方面表明了唐太宗的爱民，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治蝗的决心。
唐代另一重要事件是姚崇灭蝗。玄宗开元四年五月，山东发生蝗灾，“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6]“时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7]。朝廷派遣御史前往灭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上奏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8]反对灭蝗。宰相姚崇怒道：“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倪若水“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9]后黄门监卢怀慎又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姚崇答曰：“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10]“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11]按照姚崇的观点，灭蝗乃是人事，而不应以他种理由怠废。(www.xing528.com)
此后，蝗灾应予扑灭亦成为共识。自宋代之后，相关法律规定也逐渐完备，后文有详细叙述。
在明末之时，著名农学家徐光启上除蝗疏，详细阐述了除蝗之法。徐光启认为蝗灾之害，“尤惨过于水旱也”，且水旱灾害“由天之所设”，而蝗灾则不然，只要提前预防，发生时及时扑灭，“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因此，“蝗灾甚重，除之则易”。[12]在条陈中，徐光启对于蝗虫生发的时间、地点、原因、治蝗之法等方面详尽阐述，归纳总结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灭蝗措施。当然，也有现在看来乃谬误之处，如古代普遍认为蝗虫乃小鱼所化，而徐认为是小虾所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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