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县的打春与周人的迎春——先周历史文化新探

第三节　宁县的“打春”与周人“迎春”

在民国以前，宁县有一个极其隆重的节日叫“打春”，也是唯一由州县官员主持举行的祭祀活动。

何为“打春”?即每年“立春”之日在县城东郊举行的迎春祭祀仪式。宁县举行“打春”郊祭的地点，在今城东九龙河南岸原机械厂一带。“立春”到来之前，人们便早早开始了准备活动。在“打春”场上，用木头做成一个高近二丈，长数丈的牛骨架，再用芦席裱糊牛身，然后装色，就叫“春牛”。又在春牛旁挖一个大土坑，用鸡毛从底下一直贴到坑沿。这个大坑是为验春设置的。到了“立春”之日，各乡民众敲锣打鼓，聚会打春场，州县官员亲自参与并主持“打春”仪式。“打春”仪式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县官手执麻鞭抽打“春牛”。这时香烟缭绕、锣鼓喧天。群众在县官象征性打过“春牛”之后，就手持木棍齐打“春牛”。霎时间，“春牛”散为席片。这时大土坑里的鸡毛就颤悠悠地动起来。鸡毛“无风”而动，预示着春神真地来到了人间。此俗一直保留到民国初才废。《辞海》解释:“春牛:象征农事的土牛。旧时风俗，立春前一日有迎春的仪式，由人扮‘句芒神’，鞭土牛，由地方官行香主礼，叫做‘打春’。卢肇《谪连州书春牛榜子》诗:‘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侬何事打春牛。’”^[8]由地方官行香主礼迎春，是旧时风俗，宋朝高承《事物记原》中就记有“壬牛”之俗。这个风俗若追溯下去，它缘起于周代的周天子迎春仪式。

《礼记·月令》:“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9]周天子对迎春如此看重，三日前就斋戒沐浴，立春之日，率领朝臣在东郊迎春，这完全是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他们不但举行迎春仪式，还有迎夏、迎秋、迎冬仪式，更有祭祀宗庙、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丘陵的各种祭祀。原因是天地、日月星辰、四方、山林、川台、丘陵“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但是，制定各种祭祀也不是无原则的，什么都祭。“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尧、舜、禹、黄帝、颛顼、汤、文王、武王“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在此族也，不在祀典”^[10]。其祭祀的本质是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周天子迎春也是为了祈求春神保佑，风雨合时，五谷丰登。(www.xing528.com)

周代天子迎春仪式中，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及其形式与宁县的“打春”仪式基本相同，因此说宁县的“打春”仪式是周代旧俗的延续，只是宁县的“打春”有鞭春牛、挖土坑插鸡毛验春的后补内容。其他地方的迎春仪式是人扮“句芒神”鞭春牛，宁县则为县官执鞭，由当地“青天大老爷”扮“句芒神”。“句芒神”鞭春牛《礼记》中无记载，但“盛德在木”已隐含其事。《礼记·月令》之首即言明;“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11]“句芒”是古代传说中的木正、木官，又为木神。在五行配属中，“东方甲乙木”，意即木神句芒主春，故祭祀地点在东郊，以迎春神“句芒”也。周人祭祖有扮演“尸”的做法，给人以活的形象。迎春仪式也会使人扮“句芒神”。至于在后来的流传过程出现象征农事的春牛，也许是郊祭时周人使用“稷牛”的演变。

由于周代祭春与农业生产存在着直接关系，虽然周王朝在历史进程中消亡了，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未因王朝兴替而根本改变，农业生产靠天时仍是主要因素，所以周代所开创的迎春仪式便被各朝各代继承下来。各地官员在其任上，面对的是雨养农业，一般都督促农民按时耕种，保证庄稼丰收，历史上叫“劝农”。范仲淹的《劝农》诗即此精神。在农业经济时代，他们在发展生产上是难有其他作为的，只好依照传统做法，如法炮制，祭春迎春，祈求五谷丰登。“打春”活动结束于民国初年，也完全是政治经济条件变化使然。虽然中华民国建立并未改变农村的经济基础，而作为接受了西方科技知识与现代文明的资产阶级，不能不对愚昧的“打春”遗俗发出挑战，官府废除此俗，知县们起码不当作一种政治行为而倡导介入。因为此祭祀原为官办，官方不办，民也就不办了。若说某地方还有，只能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活动罢了。一句话，它起源于农业经济，在工业经济日渐兴起时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